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文化改革瞻望
改革文化体制的目标是打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数十年来，我们不能说不注重文化，但在具体操作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无论在文化结构、观念体系还是叙事语言上，都往往流于刻板、空泛和僵滞。
顾名思义，软实力的呈现方式是柔软的、妩媚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在国际事务中运用媚惑替代胁迫实现所渴望结果的能力”。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如此定义软实力：“假如说硬碰硬实力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那么软实力就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的。……硬实力发挥威慑功能，软实力起诱惑作用；硬实力发挥劝诫功能，软实力起说服作用。”弗雷泽发现，“如果说美国式的文化全球化具有颠覆性，恰恰就是因为它的强大信息传播效率惊人，极易让人欣然接受。”弗雷泽把卓别林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有影响的对外使者，把好莱坞喻为“美国最能干的驻外大使”。
真正的软实力在输出价值观念时从来不用空泛生硬的概念和枯燥乏味的表述，而是在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特色食品、体育运动、日用科技等产品中，悄然植入自己的价值观念，以一种娱乐和惬意的方式，让受众在浑然不觉中受到影响。有人发现，即便是那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人，也会偷偷地喜欢迈克·乔丹、好莱坞电影和迪尼斯乐园。
中国也曾拥有“帝国文化”时期。汉朝唐朝如果也有当今社会的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其文化版图也一定会覆盖更为广阔的世界。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要是有强大国力的支撑，其星河般的思想同样会捕获更多的外国视线。中国人不缺智慧，不缺灵感，只要有良好的思想空间和创作环境，就一定能交出不逊于他国的文化成绩单。前些年，电影是好莱坞的天下，电视剧由韩剧主宰；现在，电影已收复部分“领土”，电视剧则已经赶走了“韩流”。
然而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的发展还远远无法与之匹配。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直以来，我们急功近利地让文化负载了太多的预设概念，而这些“概念”又高悬于空，让人感受不到它们的体温和情趣。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不时抽干文化的润滑剂———娱乐。文化审美“天然”地喜爱灵气和生动，“天然”地排斥陈词滥调。硬板式的叙事结构、催眠式的叙事语言在传播上永远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只有表达而没有传达，最终只是种自我陶醉。
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和体育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两个领域都能用清晰的标尺测量长短强弱。但在文化领域，评判标尺的刻度本来就有模糊性，而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则常常因其跟不上普众的节拍而扭曲了判断标准；当判断掺杂进金钱与权力时，度量衡更是错杂凌乱。在许许多多的文化细分领域，公正权威、令人信服的评奖都难以举证，这使得文化产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好的作品冒不了头，文化就失去了标杆，评奖也起不了激励的作用。一些本来是民间文化团体和协会也越来越机关化，对文艺创作非但没有助力，时常还有阻力。庸俗化的文化活动也日益流行，作品研讨和学术会议越来越像追悼会，参与者满嘴颂词，盈耳赞声。当文化没有流派迭出争议纷呈时，一个单调单一的格局就接踵而来了。
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借助新兴媒介澎湃而来时，难免夹杂一些粗鄙和低俗，我们确实需要安装文化“防火墙”。可是“防火墙”太多，监管者失察，又难免会误报误杀，阻滞程序和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如何准确识别恶俗“病毒”与新异“插件”，同样考验着管理者的水平。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工作，但无论如何繁复，都要反映到文化产品这个终端上来。而文化产品软实力的强弱则要经过两道检测：一道是用户市场，一道是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