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电视台第三频道《情感密码》栏目播出一期《我给儿子当孙子》的节目，片中的不孝子许峰，激怒了观众。 节目播出后，根据节目提供的蛛丝马迹，人们开始对“许峰”展开了“人肉搜索”。正当寻找毫无进展之际，“许峰”却主动找到了媒体，爆出《我给儿子当孙子》只是一家传媒公司花钱雇临时演员“演的一场戏”而已。（《中国青年报》8月16日）
“收视率很重要吗？媒体现在作为我们为数不多的知道真相、揭露现实的力量，失去了真实性，会有多么可怕。”网友的反问代表民公众的心声，但是，这改变不了在“收视率为王”的事实面前，电视节目底线越来越底的尴尬。为收视率雇人演戏骗观众的《我给儿子当孙子》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例子，但这并不仅侵害了地方的声誉，亵渎了社会那么简单，相反，让我们看到了电视节目在娱乐化的追逐面前，道德底线一降再降的弊病。
面对质疑，有关方面竟然理直气壮地拿出了所谓“行规”的说法，一丁点的反思意识和责任担当都难以管窥，着实让人无语。“《情感密码》是情感类节目，不是新闻类节目。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出演，是允许找演员扮演的。这在业内是通行的做法”的辩解是赤裸裸对收视率追求的写照，更是撇清自身责任的心态折射。
可怕的是，类似《我给儿子当孙子》的这种现象在情感调解类节目中并不在少数。因此，决不能等同小视之。客观地说，收视率作为一种测量工具，只要在统计学上严格执行，是中性的，无好坏之分的，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利用这种工具。而在我国之所以出现“唯收视率”的怪象，则与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高收视率就意味着丰厚的商业效益，笼统地以收视率的高低来评判电视节目的好坏有关。在“唯收视率论”之下，电视节目庸俗化愈演愈烈，《我给儿子当孙子》就是明证。一些制作人本着“娱乐带来收视率，收视率带来广告，广告带来利润”的法则，把节目带走“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怪圈，过分强调和突出节目的感官刺激和游戏功能，忽视了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审美和教育功能。
应明确，“收视率”有着严重的缺陷——收视率难以承受其使命之重，高收视率不代表高满意度。对于一个节目，不仅要看观众的关注度，更要看观众的美誉度。收视率只能说明某一时段看这一节目的人多，即关注度高，不能反映出观众对节目的满意度有多高。在盲目信奉收视率，唯收视率独尊的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直面“收视率有多高，底线就有多底”的困境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涵化理论的创建人，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葛伯纳认为，电视是一种文化武器，电视内容可以构建受众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能试图完全把电视节目变成一个神圣的教化场所，但更不能把电视节目完全弄成一个游乐场。道理很简单，虽然媒介产业的竞争需要吸引公众的眼球，但是，媒介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还要有社会效益的标准。惟有如此，才能走出“收视率有多高底线就有多底”。
收视率的提升不能以底线的降低为前提，否则，就是娱乐至死。仅仅陶醉于可能的收视率成功，很可能陷入了陷阱之中短期利益遮蔽了长远发展考虑，无异于一个人中毒那样陷入了慢性死亡状态，是把自身放在了背离了公众的立场上。电视节目不能异化成为“底线降低”的比拼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