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讲“软实力”，就得将中国文化品牌推出去。可也难。近日又见《新闻晚报》报道，“专家惊呼''中译外''书籍少，需加快''典籍翻译''工程”。
其实已讲了又讲。记得六年前即有报章提醒，中外文化产品贸易逆差惊人，有说比例达十比一，甚至有说百比一的。总之是外界难以了解中国，各方发声，亟谋改变。
一而再，再而三，可见积之重，返之难。
真个是产品没有竞争力，倒也认了。问题是非也。外贸讲“比较优势”。可我们先人留下的典籍，竟有够多的堪称完美优势。即使现代，也有多少佳作想必不输老外。汪曾祺曾打抱不平：“沈从文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总还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沈却一直未获提名通过。”这，也许有胳膊肘往里弯的嫌疑？那么，你看马悦然的：近百年来中国不止一个小说家、诗人有资格拿诺贝尔奖，“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
人家是老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一直告诫中国文学输出的短板在翻译。一针见血呵。何苦说什么“文化歧视”、“东西隔阂”，症结明摆着，世界上“中国通”太少，形成语言隔阂。王炳根从关西大学访学归来，写过《日本关大图书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一文，说及图书馆里中国作家的著作林林总总，可惜，仅仅少数日译本借阅率高，绝大多数中文版无人问津，如摆放了60年的“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单行本，余则成为第一个借阅者”。
翻译，翻译，该由谁来中译外？现在说，院校正培养大批外语人才哩，一旦生力军上阵，还愁中文经典不走向世界乎。恕我泼冷水：除非这些孩子将来个个水平如杨宪益，否则其译作运到外国书店之日，即坐冷板凳之时。君不见，一些地区在国外出版宣传品,但凡文字由我们同胞自己翻译,就收效的不多，笑话倒不少。不要说普通翻译人材了，即使观照其高端，也犹如谢天振教授所述，其博士生做“《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发现尽管“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比起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准确高明，然而她在国外知名的几大图书馆发现，借阅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过杨本的寥寥无几”。事实是，国家间文学交流，最宜由外语翻成母语。
杰出的外语翻译家，必是输入国的母语大家。采访草婴时，得知老人家于中文何等考究，在字字珠玑般译完肖洛霍夫小说后，还须请朋友孙道临朗读，以矫正拗口处。倘由俄国人译成中文，能比？同样，“出版社用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即使不至马悦然挖苦的“把小说给''谋杀''了”,至少也会给外国读者留下语气乃至文化的隔膜。
论者呼吁文化出口事业涌现一批“当代斯诺”，很对。“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我的学生陈安娜。”（马悦然语）“现在专门翻译中文作品的，在美国和英国也许只有我跟JuliaLovell两个人。”（葛浩文语）此种状况，真行不得也幺哥！给热衷中国文化的外国汉译家以多方支撑，让成千上万“当代斯诺”涌现，亟待着手了。（司徒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