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挺”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王昆义认为，民进党如果只寄望蔡英文来带动民进党重新站起来，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绿营中必须有新生的领袖来真正推动民进党的再起。民进党需要以新生力量把“社”和“会”两大联盟结合起来，并以知识菁英作为民进党内新生的主力部队，民进党也才有真正站起来的机会。那么未来绿营中可能出现的“真命天子”又在哪里呢？
王昆义教授是在《中国评论》9月号上发表《民进党剑指何方》的文章中表达上述观点的，全文如下：
北京奥运会举办开幕式以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时说：“执政党政治代表人物在中国的行为，应该特别注意，勿让人感觉台湾与中国分不清，且有台湾是中国的附属感觉，很多民众看到电视的画面，感觉不是很好”；隔一天她又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把北京奥运比拟为“纳粹奥运”，一时之间让人忘了今夕是何夕。
蔡英文为何看到奥运开幕式的感觉，跟连战等人看到的是“两岸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共同盛事”、“终身难忘”的感觉会有那么大的差距？是意识形态拉大了人们的距离，还是民族认同造成民进党人无法跟北京站在“同一个世界”，做“同一个梦想”的缘故呢？这个问题我问过不少民进党的知识菁英，但没人能够说出合理的答案。
民进党人的内心世界
当然，要瞭解民进党人的内心世界确实很难，这也难怪大陆的台湾研究前辈李家泉要在中国评论网路版上写下他有一个“绿色交友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希望跟台湾绿营人士多多交往，以便解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之谜。李家泉研究台湾一辈子，过去接触过台湾绿营人士的机会应该不少，但临老都还有个“绿色交友梦”，显见即使研究再多的台湾，他应该还是没弄懂绿营人士的想法，对大陆一般民众来说，那就更是处在“两个世界”之遥了。
事实上，要瞭解民进党人的内心世界并不难，理解三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其一是被迫害的想像，其二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其三才是想要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
就第一个“被迫害的想像”来说，从“二二八”事件以后，台湾的本土菁英几乎遭到国民党的蒋介石政权迫害殆尽，让台湾的知识菁英在“光复”之后有很长的断层期，这也是民进党人对蒋介石极尽厌恶之因。当然，“二二八”事件也是造成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民族情感”被严重割裂的主要因素，所以，如果没有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杀本省菁英的残酷历史记忆，就不可能延续以后凝聚民进党人反国民党的力量。
如果蔡英文不行，谁是民进党的“真命天子”？
特别是在“二二八”的历史记忆还未消除之际，蒋介石政权在台湾又实行“白色恐怖”的统治政策，虽然“白色恐怖”是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均遭到同样的迫害，但因有“二二八”的因素，使得本省人对蒋介石政权更加戒慎恐惧。在“白色恐怖”那一代的本省子弟，几乎都是被告诫不要去碰政治，甚至连在大学中学习政治也是一种禁忌。
这种情况就造成当时敢去念政治的人，就存有准备去“搞革命”的破釜沈舟心情，跟国民党世家子弟去念政治是为了准备“接班治国”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异。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一九八○年代我在念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时候，刚好碰上黄尔璇教授被国民党以政治因素解聘的事件，当时我们同学去慰问他，他就说过他念政治系早就有这种心里的准备，所以他在日本东京帝大留学时，就已经跟各国的反对派学生学习革命的理论与反抗独裁政权手段。
就因被国民党的政治迫害，黄尔璇后来变成民进党的创党秘书长，不祗民进党的党纲、党章是出自他的手笔，民进党后来的发展也是他幕后一手擘划而成。因此，国民党解聘了一个黄尔璇，却促成后来一个民进党的出现，这似乎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轮回，应该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因果吧！
民进党人的内心世界就一直存在着这种被迫害的想像，即使阿扁执政八年，国民党也没有扮演一个“忠诚的反对党”，他们不断的利用媒体、群众运动、贪腐集团的污名化，以及掌握多数议席肆意对扁当局进行杯葛的举动，就让民进党人被迫害的意识更加弥漫，透过这种被迫害意识的蔓延，民进党人不祗把它扩延到中国大陆的身上，甚至把“中华民族”的感情也一起割裂了，这也是造成民进党人会“反中”的根源。
再就第二种“政治权力的争夺”来看，台湾的政治设计可以说是“赢者全拿”的制度，在经过几次的修宪以后，政治设计不但没有“双赢”或“共赢”的机制存在，甚至已经沦落到“你死我活”的境地，这就让台湾政治权力的争夺要比一般民主制度更为惨烈。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二○○○年阿扁获得政权时，虽然他曾经想作一个“全民总统”，但延续到二○○二年的八月三日“一边一国”提出以后，阿扁为了维护政权，不得不放弃“全民总统”的期望，回归到绿营这一边。
二○○三年下半年提出“正名”、“制宪”的口号以后，扁更是彻底的转向深绿的世界，一直到二○○四年以“两颗子弹”当选以后，扁想再当“全民总统”的希望已经彻底的绝灭。当然，扁放弃当一个“全民总统”，也意识着民进党要跟大陆共存的希望也就此破灭，此后扁不断的挑起“反中”的情结，不过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的手段而已，他的内心是否真的“反中”，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法说个准。
在这种“赢者全拿”的制度设计之下，不只扁无法实现作为一个“全民总统”的梦想，马英九上台以后，也面临了同样的困境。他原先想释出几个政治职位给绿营人士，结果一开始选择赖幸媛担任“陆委会主委”就遭到国民党人的强力反弹。一直到八月初马英九决定把扁的“公务机要费”机密注销以后，马英九想当“全民总统”的梦想大概也就此结束了，想来马英九的“全民总统”之梦似乎比扁要短暂许多，所以可以预见的，未来马英九的“总统”之路，在蓝绿重回斗争场域之下，恐怕不会走得比扁顺利。
当然，台湾蓝绿的政治斗争不只存在一般性的政治职位，在学界中的斗争也一样惨烈。原本在绿营人士的观念里，大学都是国民党家里开的，只要沾染一点绿色色彩，在学界几乎随时会遭到排挤，甚至可能因此遭到丢掉饭碗的命运。庄国荣被政大排挤是一个显着的例子，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徐永明放弃原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助理研究员的“铁饭碗”，跑到私立的东吴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的绿色色彩在中研院无法升等副教授有关。
也因学术界不断上演着权力斗争的戏码，使得台湾的学术界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大多数的学者要么不是作个乖乖牌，却缺乏创新价值的学者，以便永保饭碗无殃；要么就是全心去搞政治斗争，这也是另一种保有饭碗之道。这种情况在法政的学界更是激烈，所以以法政学者为主的绿色知识社团，他们激进的程度似乎超过政治界许多，这也是在民进党休养生息的阶段，绿色知识菁英等不及要率先发动“八三○百日怒吼、全民站出来”呛马的原因。没有共存共荣的知识界，斗争起来的狠劲，绝对要超过政治人物的斗志。
就因知识菁英斗争的狠劲要超过政治人物，相对的知识团体的约束力量也超过政治团体，这种情形就造成大陆许多台湾研究单位想邀请绿营学者过去访问，但有意愿或者敢明目张胆过去交流者几乎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只要往大陆跑，十之八九会被团体视为异端，即使没被“警告”，大概也会受到团体内异样的眼光看待，这当然也是李家泉难以实现他的“绿色交友梦”的根本因素。
再说第三种“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在绿营的眼里，他们不是没有看到中国崛起的景象，只是在缺乏亲身的观察与交流之下，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意象倒是充满着恐惧与排拒的心理，担心两岸过多的接触，将破坏台湾美好的生活情境，这里面包括民主的政治生活、富裕的经济生活环境，以及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
当然，民进党人对中国的崛起产生恐惧与排拒的心理，问题也不必然出现在他们身上。过去大陆把许多绿营人士列为“黑名单”，阻绝他们想到大陆交往的机会，绿营人士即使想跟蓝营人士一样在两岸之间来来往往，恐怕也难。所以不瞭解才是造成恐惧的原因，不交往也是造成情感无法建立的因素，这也是绿营人士观看北京奥运开幕式，无法跟大陆民众一起感动的原因。
因为对中国大陆不瞭解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如果再拿谢长廷竞选“总统”时所说的话，就更为清楚其中的因果了。当时谢长廷批评马萧推动“一中市场”将使台湾的“男人找无工，女人找无尪，小孩送去黑龙江”，他也批评说如果两岸实现“一中市场”，台湾的公园将充斥大陆来的盲流与乞丐，甚至连绿营也出现特种行业将被大陆的女性给占据的说法。
谢长廷的话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台湾底层社会的人民却是深信不疑，甚至连绿营的知识社群也一样是这么认为。这个结果是让他们担心台湾“本土的生活情境”将因跟大陆的深度交往而变质，因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找出各种反对跟大陆交往的理由，极力排挤台湾跟大陆建立起任何的交往关系，这也是构筑绿营知识社群“反中”的“心理长城”。
绿营新生社团的分类
瞭解绿营“反国民党”、“反中”的成因之后，那么绿营中的新旧社群，又该如何分类与分辨他们之间的差异呢？我们就把他们分为“派系”、“社”、“会”或“学会”等三种不同的型态来分析。
第一种类型的“派系”。“派系”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也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能够稳定政权的最重要力量。而“派系”通常是要有一个“家长式”的领导者，他有足够的权威对派系成员进行权力与利益的分配。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他就以地方派系掌控台湾的地方权力，作为巩固他在台湾的统治基础。早期的台湾每一县市几乎都存在两个到三个以上的地方派系，有的是国民党刻意制造，有的是因反对国民党统治，透过参与地方政治职位的选举，而逐步凝聚成可以对抗国民党力量的地方派系，比较有名的当然是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县“余家班”和嘉义市的“许家班”。
国民党为了控制地方派系，便在政治职位的选举上支持亲国民党的派系，如县市长、议长的选举，以及给予地方经济利益的特许经营，如地方信用合作社与客运路线的分配。但对反对他的派系则动辄施予停职、入狱的处罚，如高雄县“余家班”的大家长余登发几次选上县长，也几次被因故停职，最后并以一个莫须有的“匪谍案”将他入狱。
民进党内的派系就是受到台湾地方派系的影响所造成，许多民进党内的派系领导者都跟台湾地方的反对派系有关，所以当他们逐步在民进党内崭露头角变成“天王级”的人物之后，也以“家长式”的身份组合成新派系，类似新潮流系、美丽岛系、以及后来的扁系、谢系等。由于民进党内遍布派系，后继者想在民进党内有所发展，如果祗是一只“孤鸟”很难成事，所以他们不得不加入各个派系，甚至还要为派系拉进许多的“人头党员”才能生存，这也是造成民进党派系斗争没完没了的因素。
第二种类型的“社”。在绿营中的“社”跟日本的“株式会社”一样，是一种“组合性”的社团，也是受到日本影响最大的社团，他们比较具有“武士道精神”，所以内部的凝聚性较高，团体的约制力量也相当大。而这类型的“社”可说是绿营中正统的“独派”，他们包括台湾社、北社、中社、南社与东社等晚进成立的知识社团，成员大都是以大学的知识菁英为主，其中尤以“台湾社”的秘书长罗致政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成立“社”的目的跟民进党内的派系不一样，派系的属性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但知识社团的属性却是为了要宣扬理念而成立，所以这些挂上“社”的知识社团，大概都是一般所俗称的“台独基本教义派”。
当然，“台独基本教义派”会广泛的受到日本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许多被蒋介石迫害的本土菁英后来都跑到日本发展，他们接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相信不学习毛泽东以武装革命来推翻蒋介石政权，根本就无法建立起台湾人的政权，这方面早期在日本发展的史明所写下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几乎就是一部台湾人跟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武装斗争史”，这部历史也已经变成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圣经”。所以，在台湾的绿营社团，祇要是受到日式台独影响者，他们就倾向于走“基本教义路线”，也主张要以“武装斗争”（街头的激进抗争）来对付国民党的“卖台”举动。
所以，“八三○”由“台湾社”率先发动的“呛马”大游行，他们开始发动时就力捧几乎已经是半个日本人的辜宽敏当龙头，这里面就是隐含着要以日本武士道精神站出来“呛马”的意思。他们不在乎民进党是否会支持他们“过早”的出击行动，也不想在该次的大游行中让民进党作为主导者，这是因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知识社群一直认为民进党执政的失败，是因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恶果，如果阿扁执政时敢把类似邱毅那种“造乱者”抓起来，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被国民党“追杀”的困境。
同样的，也因这群以“台湾社”为主力的知识社团率先站出来“呛马”，这就迫使原先主张要以理性的态度来批评马当局施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不得不转向也要开始“不理性”起来。事实上，民进党执政的时期，国民党没有理性的对待扁，他们同样可以让马英九以高票当选，所以绿营的“社”团，也不相信民进党理性批评马英九，就能够取得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面对马当局表现之下，绿营唯有勇于站出来“呛马”，台湾才有希望，人民才会回头支持绿营的重新执政。
第三种类型的“会”或“学会”，他们大致是比较松散的学术组织，意识形态的取向也不像“社”之类的团体那么坚定，所以一般又称这类“会”或“学会”是“台派”的团体。当然，“台派”和“独派”可以通称，但如果要严格的把他们加以区别，主要在于“独派”是坚定认为台湾祇有独立的一个选项，但“台派”却接受阿扁主张过的“独立、现状、统一”都可以接受的三种选项。
也因为“台派”和“独派”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差异，所以“独派”的知识分子为了做区别，他们就把组织称为“社”，不跟“会”或“学会”混淆。在民进党失去政权以后，台湾的“社”是以辜宽敏作为精神领袖，这当然跟民进党五月份选党主席时有关，当时民进党内的新潮流系支持蔡英文，让这些“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社”看到民进党的软弱，所以后来才会支持有浓厚“台独”倾向的辜宽敏。
而绿营中的“会”或“学会”却以吕秀莲为领导者，吕秀莲在担任“副总统”时就成立了“台湾心会”、“国展会”等学会组织，后来又跟绿营中比较松散的学会结盟，使得这些学会也逐渐变成一个有力量的知识社团。特别是八月初“台湾社”主动发起“八三○呛马”游行之后，吕秀莲也开始动了起来，八月八日趁着北京奥运开幕当天，以吕秀莲为主的台派学者就串联十多个学术性社团及智库筹组“捍卫台湾论坛”，这些社团包括“国展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台湾心会、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台湾战略研究学会、台湾安保协会等十多个团体。
而这个新组合的“捍卫台湾论坛”，主事者除了吕秀莲之外，最重要的幕后领导者就是在绿营中颇为知名的施正锋，他既是“国展会”的董事长，也是东华大学民族学院的院长。
民进党剑指何方
写到这里当然该回到我们的主题了，七月份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民进党全代会中宣布“民进党已经站起来了”之前，谢长廷在先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出要“拔剑再战”的话，不料谢长廷想要“再战”的兴致，却被扁的一句“天王不挡路”给压了回去。
扁会压住谢长廷的“再战”意志，以他执政八年的经验，他当然看得准当前台湾政治发展的趋势，他的意思显然是知道民进党想要再起的力量，已经不在“天王”这一代，力量其实已经逐步移转到新生的社团身上，这一点台联党主席黄昆辉也看到了，但他比扁看得更准确的地方，就像他在八月初接受台湾《自由时报》访问中所说的：“现在蔡英文当主席，其个人比较温和，媒体关系良好，声望支持度不错，但是民进党的支持度却未同步提升，这代表要有新的力量来帮忙，与民进党、台联党的力量共同结合起来，为代表本土价值的政权催生，重新再站起来”。
事实上，蔡英文的软弱却是绿营知识社团的普遍共识，面对马英九的无能与柔弱，民进党如果祗寄望蔡英文来带动民进党重新站起来，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绿营中必须有新生的领袖来真正推动民进党的再起。当然，要找绿营中的新生力量，在民进党的“派系”内除了蔡英文之外，放眼望去似乎没有再更适合的政治人物，毕竟他们不是背负着阿扁失去政权的十字架，就是被党内的派系相互牵制住，大家都已经动弹不得。
那么未来绿营中可能出现的“真命天子”又在哪里呢？许多人其实已经在遥指“台湾社”的秘书长罗致政，以及“国展会”的董事长施正锋，唯有他们能够以新生力量把“社”和“会”两大联盟结合起来，并以知识菁英作为民进党内新生的主力部队，民进党也才有真正站起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