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高法院对陈水扁、吴淑珍涉及龙潭购地案、陈敏熏买官案判处重刑后，陈致中被台湾某周刊报道指为“召妓”，而诉请恢复名誉并求偿新台币二百万元案，高雄地院日前予以驳回，判决书认定陈致中有“五度召妓”的事实。
台湾《中华日报》今日社论指出，扁、珍上述二案既已定谳，司法程序业已走完，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给了扁、珍和社会完整的答案，自然已无论辩空间。至于陈致中“召妓案”只是一审宣判，如果陈致中不服，还可依法上诉。
司法调查审判，必须有事实和证据做为依据，陈致中如认为判决不公，就应提出被认定有“召妓”事实的“反证”，诉请上级法院推翻原判决。故而，陈致中有无“召妓”事实？就成为论辩焦点。
本案陈致中是原告，因某周刊报道他有召妓行为，他否认有此行为，诉请判决该周刊恢复他名誉，并求偿新台币两百万元。从诉之形式和目的看，陈致中所提为民事诉讼，要求恢复名誉；亦即，陈致中之诉以“否认召妓”为前提，既然他否认有召妓之事，被他所告的周刊就必须负举证之责。如果周刊提不出证据证明所报道为真实，他即可透过司法途径获得清白。
社论分析，由是而观，不论社会大众如何看待男人召妓，陈致中对于被指召妓是绝对在意的；否则，他何必提出告诉？又为何以“恢复名誉”为诉之标的？故而，一审既然认定他有召妓行为，他一旦上诉，就必须针对召妓行为提出反驳，形势因而逆转，当初陈致中将举证责任丢给周刊，他上诉后反而自己就得举证了。
但陈致中却一直闪避被报道、被宣判的召妓行为，为何如此？社会很难理解。如判决书指出，陈致中有两支手机门号，而他当初一再向社会宣告，他只有一支手机，法院既做出和他说法不同的判决，他岂能不说明事实为何？再者，一审审理过程中，被告的周刊声请保全陈致中所住“人文首玺”的监视录影纪录，法院派员前往执行保全，陈致中却反对管理委员会提供。
陈致中的应对态度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他提告的目的是否认召妓，基于急欲恢复名誉立场，为了证明自己蒙冤，应该主动提供监视录影纪录才对，为何当法院要求提供时，他却执意反对？莫非录影纪录会出现于他不利的证据？
陈致中的反常举措，也出现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拒不出庭”，他的理由竟是“因为选举太忙，没有时间出庭”。须知他是原告，告人者不出庭为自己申诉，殊为少见。难道他在回避与被告当面对质？或是害怕法庭上会出现他无法解释的证据？
同样令人疑惑难解的是，判决后媒体第一时间问他“是否上诉”，他毫不考虑的说“判决太离谱”，当然要上诉。后来却忽而说“会考虑上诉”，忽而又说“上诉到底”。上诉是控方与辩方（即两造）的基本权利，陈致中上诉的态度未免显得“飘移不定”。
社论最后表示，陈致中想要恢复名誉，唯有提出证据证明确无召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他当初提告并对社会宣称“绝无其事”时就必须面对的现实。有人将陈致中提告解读为“选举需要”，那也是一种说法。不论如何，陈致中是否召妓绝不可能成为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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