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乃是台湾“新闻局”的中职等公务员，他过去长期以来也以到处发表评论及报道文章而颇有知名度，他对张学良问题的研究即颇深入，但也正因外务繁多，他的公务员本职遂有所偏废，多年后还是中低阶的九职等。直到政权再轮替，他才快速擢升为台湾驻加拿大多伦多新闻组长。近来，面对台湾意识抬头感到不安 郭冠英选择在互联网采用笔名表达不满。
而所谓的“郭冠英案”，乃是民进党“立委”经由网民检举，发现郭冠英先后疑似以“范兰钦”、“辛文菊”、“赵天楫”等化名，在港台媒体，甚至博客上发表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显然是以中国意识为主，因而遂对“台湾意识”加以批判，包括称“台湾不是国家”，而是“鬼岛”，又称台湾人是“台巴子”等。民进党“立委”一将此案提出，立即在台湾闹出轩然大波。
政论家南方朔近日在香港媒体撰文说，任何社会都会将人群据种族、肤色、宗教、出生地、阶级、职业等而做出区隔。而有区隔，自然就会有歧视，如果它们彼此的矛盾愈大，这种区隔与歧视就会更严重，甚至恶化成相互间的厌憎，甚至仇视。他还指出，台湾族群没有种族之别 却有“准种族”的强度。
文章说，在台湾，表面看来似乎平静无事，但人群之间的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之间的所谓“族群矛盾”却始终长期而顽强的存在着。台湾的“统独”、蓝绿、北南这种基本的矛盾，都是“外省——闽南”基本矛盾的延长，也有人将它称为“外省——本省”的矛盾。
文章指出，而这种矛盾的形成，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抵台湾，庞大的党政军公教都到了台湾，差不多的位子都被占据，所谓的台湾人当然受到挤压，这也是“国民党——外省人——外来政权”这种等号关系的起源。由于“外省人”有着政治权力为凭借，而且多半集中在北部都会区，自然也有极大的文化权力和优越感。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乃是民进党以省籍诉求为口号，得以快速成长的原因。所谓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只不过是省籍矛盾中特别突出的事例，因而被当做主要的象征工具而已。
因此，南方朔指出，台湾的族群并没有种族、肤色这种本质性的差别，但因过去的历史原因，它却有着“准种族”那样的强度：
当民进党在野时，它就以被迫害的台湾人、外来政权、爱台等做为诉求；当它执政，则大小官员几乎泰半皆由所谓的台湾人出任。由于族群平等这种价值在台湾相当普遍，因而纵使民进党的普通头面人物，也不太敢于公开发表族群挑衅的言论，大家只是玩着影射式的族群游戏，例如陈水扁宣称“中民众欺侮台湾人‘总统’”，即是省籍影射。但在民进党的非头面人物或激烈支持者里，詈骂外省人为“中国猪”之类的恶性言辞，倒也并不鲜见。
文章说，而国民党方面，由于它的核心群众多半为“外省人”，因而长期以来“外省人”都在国民党政权内扮演着主要角色，“外省人”同时也拥有极大的文化权力，而这种情况，在过去8年民进党执政时，“外省人”自然也多出了一份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后来终于能在反“台独”和反贪腐这些题目上找到了寄托，因而“反台湾人”这部分遂被掩盖。一般的有识者，由于深知族群敌对容易受到谴责，也都不敢和不会随便去碰触，这也就是说，尽管两边都有着各自的省籍情结，但多少都还能知所节制，不敢公开挑起。
文章指出，不过，上星期发生的所谓“郭冠英案”，终于让人们体会到，省籍问题在台湾看似平静，其实却仍然暗潮汹涌。
有关“郭冠英案”，自从被引爆后，台当局“新闻局”已急召他返台说明。“新闻局”的人事评议会认为他的说明不清，因而将其调为非主管职位，全案则送交台当局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做进一步调查。对于这种处置，民进党当然不满意。此案最后究竟将如何了结，仍值得注意。不过由“郭冠英案”，人们至少已能肯定一点，那就是在台湾，至少已有一些或相当数量的“外省人”，面对台湾意识的抬头，已愈来愈不安，他们遂借着网络的匿名化或用笔名来表达不满。
南方朔认为，激进的“独”派人士以及充满不安全感的某些中低层“外省人”，他们的省籍情结也持续在发酵中。郭冠英案不会因为处理了郭冠英即告了结，它的发酵会在以后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