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二战史研究事关中国话语权

时间:2015-05-11 11:56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原标题:胡德坤:二战史研究事关中国话语权

  二战史研究事关中国话语权——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胡德坤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法西斯的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只有经过长期努力,克服了法西斯的残余势力,巩固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这是1945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讲的一段话。历史的发展不幸被毛泽东言中。

  70年来,尽管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至今阴魂不散,国际上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也一直存在各种杂音。去年以来这些杂音尤其扰乱视听。在欧洲甚至出现了“苏联军队攻克柏林是对德国的侵略”这样荒唐的言论。在亚洲,日本的一些当政者,拒绝承认、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因而,加强对二战史的研究、考证,还原战争真相,澄清模糊认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牢记二战惨痛教训,不让战祸重演,切实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就不仅仅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带着这些思考,《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年近古稀的他被誉为中国二战及领土海洋问题研究的“拓荒者”。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抗战与二战史学体系

  《瞭望》:你从1994年起开始招收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一直致力于将抗战史融入二战史,将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请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内涵。

  胡德坤:之所以强调研究的整体性,是因为这个课题不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两个课题的简单相加,它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含中国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原因、发展阶段、进程与结局及影响研究。

  二、战时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研究,战时中国是如何从一个毫无国际地位的半殖民国家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国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含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历史进程重大影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奠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中国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理论与实践、地位与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后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呼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共及其革命力量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瞭望》:如此设计这一课题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胡德坤:意义重大。首先,构建完整、严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体系。

  其次,实事求是地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含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与作用,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揭露法西斯,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使其成为中日历史观较量中的锐利武器,也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第四,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的理论与实践,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加强中共执政党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影响。

  第五,作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中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国不仅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写出这样一部权威性史书,实际上是对青少年,乃至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

  西方二战史著作

  几乎不提中国战场

  《瞭望》: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二战史研究者关注中国抗战的并不多。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对二战史研究就显得更加迫切了吧?

  胡德坤:是的。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就兴起了研究二次大战史的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世界各国尤其是参战的大国,如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搜集、整理、出版有关二次大战的资料,开展研究,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汗牛充栋。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政府资助支持、组织专家群进行攻关,都有总结性的权威研究成果著作问世。

  二次大战战胜国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点是,突出本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战败国的日本从战后初期开始征集战史资料,拨出专款,组织专班,将未来得及销毁、分散于日本各地、在美国等地的档案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战史丛书》,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战史的权威著作。日本战史丛书虽非完全是右翼战争史观,但通篇体现出“日本是战争失败者,却是精神胜利者”的主体思想,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日本军队“战功”的颂扬,对中国军民的蔑视,对美国军队的憎恨。

  西方各国的二战史著作另一个共同点是,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关于中国战场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的抗战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放在美国附属国地位的基础上表述的。

  总之,国际二战史学界出版的著作中,基本上不写或很少写中国的抗战,这和战时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公认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一是冷战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二是中苏关系破裂造成前苏联对中共的偏见;三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深刻反省而歪曲历史;四是中国本身对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研究有待继续深入;五是中国的研究成果尚未充分走向世界。

  国家对二战史研究要有整体规划

  《瞭望》:请介绍一下中国二战史研究的情况。

  胡德坤:战后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学者对二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是1980年6月成立的。80年代二战史研究可谓成果初显,当时出版发行了二战史单本著作,研究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等,相关学术著述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综合。进入90年代以后,一批二战史学者退休后,青年学者大多转向战后史研究,虽有少数人仍在坚持二战史研究,但研究队伍日渐萎缩,二战史研究课题亦很难申请成功,重要学者研究著述较少,但也显示了二战史研究的新动向,即向“专、深、精”方向发展,如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五卷本二战史和三卷本抗战史。

  2000年之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出版了九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应该说是动员了全国相关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研究重点是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二战中大国对中国的影响等。从2007年开始,二战史研究进一步拓展为二战对战后影响研究、二战后遗留战后领土争端问题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中国台湾在二战史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但在抗战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蒋纬国主编的10卷本《抗日御侮》,可以算作台湾学界总结性研究成果。台湾在80年代以后,搜集、整理战时中国档案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相继出版了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汇编,是对抗战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台湾对二战史的研究不够:一是研究二战史的学者较少;二是未能将抗战史与二战史有机结合起来研究。

  我国抗战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研究成果尚未达到高水平,将抗战史融入二战史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尚待建构和完善;二是研究资料不足,战后,美、英、苏、德、日等国公布的战时档案资料,我国尚未充分搜集整理;三是能将二战史与抗战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人数过少,小语种历史学人才匮乏;四是经费缺乏,宏观策划、组织不够,也不能策划大的课题和出版系列成果;五是我们自己的二战史学术的对外传播还不够,应更好地考虑如何与西方学者合作,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观点,能够沟通交流,而不是自说自话。

  《瞭望》:你对今后中国的二战史研究有何建议?

  胡德坤:二次大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折关,也是中国历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折点。自近代以来至今,二次大战是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结盟的唯一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具有的历史共同点。因此,抓住这个历史共同点,宣传这个历史共同点,对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是十分有益的。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已基本完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唯一未完成这一研究的是中国,这与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现在,我国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在世的越来越少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者因退休或去世,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如果现在不重视这一课题,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更难以完成这一课题。

  中国的复兴是从抗战开始的,抗战研究对于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在人、财、物的管理和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环境等方面,应给予更多重视和大力推动。国家层面对于历史学术研究要有整体规划,早布局,早动手。尤其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才,需要一个很长的培育期。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设计和导向也亟需改革。目前,研究者的职称、待遇等评定都需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而像历史学这样的基础研究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怎么可能出成果呢?在暂时难以改变学术评价体系的情况下,要考虑给搞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员设特殊政策,并切实落实,鼓励大家甘坐冷板凳。

  应该设立一项国家工程,创造性地构建科学的、严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体系。为此,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团队,投入足够的经费,能将国外、境外的主要资料搜集起来,用5至10年时间完成两部系列著作: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含中国抗日战争)中外文重要史料选编,一部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含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著作。两部作品应以中文、英文两种文字出版,便于将我国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士龙

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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