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个甲子前的甲午战争，既是两个东亚国家之间在地区主导权上的一次对决，也是两支军队在军事改革成效上的比拼。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无情地宣告了晚清军事改革的失败。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今天，我们也应该从1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改革中汲取教训，以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以“练兵”、“制器”为主要举措，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改造陆军，创建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教育，军事近代化改革逐步展开。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改革已持续约30年，军队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陆军基本实现火器化，并按西法进行训练；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相继成军，成为清政府“自强新政”的标志；马尾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20多家兵工企业，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10多所新式军官学校陆续兴办。改革成果似乎蔚为壮观。然而中日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清军根本承担不起保家卫国、抗御侵略的职责，不仅“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惨败于同时起步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而且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海防体系被彻底摧毁。清政府不得不向日本俯首求和，割地赔款，落得个丧权辱国的结局。

　　实际上，清军的糟糕表现，真实地折射出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状况，是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问题弊端的集中暴露。总结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必须从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上找原因，对改革的内容和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论。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看到了近代西方军事上的强大源于技术上的先进，符合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技术先导的大趋势。但这个思想又有严重的局限性，没有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是由于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整体领先，更没有看到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带动军事思想和军事体制革新的总体发展，是国家体制变革和综合国力增强的产物。

　　清政府在确定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却完全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清军之所以在作战中屡屡失败，并非将领“不善治兵”，而是由于“无制胜之器”。因此，“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将“练兵”、“制器”作为军事自强的核心内容。这就把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主要框定在器物和技术层面。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进一步将之概括为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从根本上讲，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们始终没有准确把握军事近代化的本质，又处处避免触犯“朝制”，因而不可能对军事体制、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军制变革是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军制不变，改革只能触及皮毛，而无法脱胎换骨。晚清30年军事近代化改革在这方面始终裹足不前。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没有建立近代化战争不可或缺的参谋机构。陆军兵种仍只有步兵和骑兵，无独立的炮兵、工兵，也无分工明确的专门后勤部队。由绿营军队改造而成的练军、勇军，虽配备新式枪炮，却仍然沿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杂用时期的勇营编制，“采用半洋、半清式战术，不过徒生繁杂之极”，结果只能把新武器按老套路来用，难以充分发挥新式武器的功效。同时，没有建立后备兵役制度，战时扩充军队根本找不到经过训练的后备兵源，只能临时招募民夫。前方战事急迫，无暇从容挑选，以致“各将帅奉命募勇，只求足额，不择强弱”，所募“皆系乌合之众”。新兵入伍后，一般只经过短期训练，有的根本未加训练，就匆忙上阵。结果，“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

　　由于指导思想偏差，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自始至终都缺乏力度，没有活力，一直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阶段，所做的只是把新装备与旧体制嫁接在一起。“以积习因循而行西法，观其外，西法也；察其内，无一西法。”到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海军总兵力号称80多万人，但真正具有近代化战争能力的部队很少。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整体规划

　　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使得清政府内部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且日益升高。担负重任且较有战略眼光的地方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分别从局部先行着手实施。清政府则被动接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所动作。这就使得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始终由地方督抚唱主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清政府军政大权貌似仍然一统，实则根本无法建立起对改革进行统一组织领导的有效机制，也从来没有从顶层对改革进行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专管机构，未形成完善的装备引进、生产体系。创办军工企业，引进装备与制造新式武器，编练新式部队，都由各地督抚和封疆大吏自行处置。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试图一统海军指挥管辖权，但由于“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 。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自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加之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改革进程反反复复，步履艰难，事倍而功半。

　　如此改革，势必使清政府对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使军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进一步瓦解，不但无法全面提升清军战斗力，反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军队越来越杂乱，体系越来越多，各派系统领和地方督抚手握重兵，清政府很难有效控制指挥军队。参加甲午战争的陆军部队主要来自淮军、湘军两大派系，门户之见极重。平时各有体系，战时虽设总统各军之职，但各部相对独立，很难形成真正的统一指挥和良好的协同配合。即便是仿照西方建立的海军，也同样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两洋大臣对海军的权威甚至高于清政府，他们分别视两洋海军为各自的家底，以致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威海卫战败后，北洋水师所剩舰船尽为日军俘获。有人致书日军，请求释放属于广东的“广丙”舰，提出的理由竟然是“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各国闻之，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军事近代化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掌握近代军事、具有过硬素质、充满创新意识的人才队伍。在晚清军队中，真正精通近代军事技术、通晓近代化战争战略战术的军官寥若晨星，官兵素质普遍低下，难以为军队近代化提供支撑。

　　在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中，清政府曾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并向海外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但规模较小，难以改变军官队伍整体素质低下的局面。清军陆军官佐多出身行伍，囿于传统步战、骑战经验，对近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事科学知之甚少，指挥作战时往往重勇气而乏谋略，且暮气很重。在甲午战争中屡负重任的宋庆可为典型。宋庆行伍出身，勇猛敢战，但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庆一介武夫，素无谋略，敌情诡谲，处处难防，辗转奔驰，均落敌后”。海军中经过留洋学习和新式学堂培养的官佐比例较高，可普遍只是掌握了舰船驾驶和武备操作的基本技能，缺乏舰队指挥和参谋岗位的锻炼，更没有近代海战的实战经验，灵活运用技战术的能力很差。作为北洋海军统帅的丁汝昌，是旧行伍出身的淮军老人，虽然陆战经验丰富，且气节高尚，死而不降，却“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语言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指英籍教习琅威理）数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效力北洋水师的德籍军官汉纳根战后认为：“现在中国所有武官，不但无军律学问，不谙军律之事，且无武官实在应有之忠心。”

　　军官队伍如此，士兵则多数为文盲，很难熟练掌握近代西式兵器。“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对武器）不能一一辨认……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许多兵卒不能熟练地使用枪支，“临阵则心慌手乱”，甚至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者”，或者“只知托平乱打”。炮队发炮轰击，也是屡屡“莫能中敌”。由于士兵素质太差，复杂一点的技战术组合就难以掌握，所以部队虽按照西法训练，“然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同孤注”。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难以改变军队恶劣积习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完全是对外部威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性被动应对，缺乏社会整体改革进步的大基础。反而由于政治和社会的腐朽、衰败，军队改革和建设被恶劣的大环境所包围和侵蚀，积习难以改变，虚浮、淫逸之风日盛，新政逐渐走样。

　　陆军虽引进了西式装备，训练却重形式而轻实效。防勇、练军各部的训练，多以校阅时“步武枪法一律整齐”为满足，缺乏从实战出发的严格要求，终至“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北洋海军初创时训练比较严格，但成军后逐渐松懈。“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战后称：“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且“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编队训练，更是“先期预定”。“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平日操演船阵，……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结果临战便难以机动灵活地变化。

　　部队管理则极度松弛，制度形同虚设。《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却是“左右总兵以下争相挈眷陆居，上行下效，军士亦去船以嬉”，“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赌博、狎妓盛行，“每年冬季舰队例巡南洋，一至上海、香港，官兵便相率上岸淫赌”。北洋海军军官中吸食鸦片者也不乏其人，方伯谦、卢毓英、沈寿堃即常年吸食鸦片，导致“筋疲力尽，神气委顿”。威海卫之战，北洋水师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来远”、“威远”两舰，而“‘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逐声妓未归也”。

　　陆军不但风气淫逸，而且军纪败坏。据英国人记载，参战的清军部队，每到一地，“士兵们到处游逛，毫无约束。他们既无训练，也无教养，粗暴野蛮，很难从他们的服装和举止上让人看出军人应有的气质”。在辽东，淮军军纪糟糕，以至于奉天府丞李培元上折清廷，称“淮军万不可用”，因为“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不利于杀贼而利于扰民。见贼愈怯者，扰民愈甚”，“抢掠淫暴，无所不为” 。

　　总之，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存在着根本的缺陷。虽然引进了一些新式装备，建立了一些新式部队，但制度依然是旧式的，人员及其观念、作风也还是旧式的。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有了新式装备也打不成新式的仗，更打不赢近代化战争。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正如时人评价：“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