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屈辱

　　岁逢甲午，国殇难抑。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深重的历史灾难，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从物质的掠夺到精神的羞辱，甲午战败一方面宣告了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彻底失去了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追赶西方的可能。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的亡国灭种危局。

　　战争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有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情报失误。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从战争开始前的威胁判断和力量对比，到战争开始以后敌方兵力的部署配制，乃至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交锋，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无法料敌先机，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下至战争和战役指挥者，无法掌握日军动向和实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于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清军一举一动皆在敌人掌握之中。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高下，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最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迎来的只能是失败和耻辱。

　　从情报的角度来看，清政府的失误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争威胁判断失误，导致战争准备不足。早在1855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其弟子——高衫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田中义一在奏折中称：“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正式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的侵略野心虽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对日情报搜集，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进而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时，清政府反而削减军费预算放松国防建设：自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北洋舰队再未增添一艘新舰。此外，清政府还以财政紧张为由于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相较之下，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就充分做好了各种战争准备。例如，由于没有必胜的把握，开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充分考虑了战争演变的各种可能。方案一：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则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二：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方案三：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这三套方案皆围绕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制海权”而进行，并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下日本的应对之策，准备不可谓不充分。

　　二、战争爆发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导致战场节节败退。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就曾说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例如，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谎报战况，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于8月1日对日宣战。因为战场畏敌，1894年7月28日，清军骑探把逼近朝鲜素沙场的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4000余人夸大为“众约三万”，致使战争统率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指挥。与清政府截然相反，日本早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就已秘密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并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操持流利汉语，假扮成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船夫、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情报。1892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印出版《清国通商总览》，全书3卷2300余页，被誊为当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文献”。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战前做好的情报布局，取得了三大项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成果：一是侦察获得了清政府军机处的相关情报；二是搞到了“高升”号运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弄清了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程。情报的失误和匮乏，使得清政府从战争伊始就陷于被动，只能疲于应对。

　　三、情报利用效率低下，反情报意识淡薄。清政府情报工作的失误不仅表现在情报搜集方面，还表现在情报利用效率不高、充满随意性等方面。这使得清政府即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也常常因为被夹杂在纷至沓来的电报中而得不到重视，无法发挥应有的情报效用。在丰岛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得到“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后，丁汝昌电请李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以防日舰偷袭。然而，李鸿章由于盲目迷信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认为日本不会偷袭中国的护航舰船和运兵船，没有采信“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最终，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舰船“济远”号和“广乙”号在丰岛海战中惨遭日本偷袭。1895年1月15日，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获知日军登陆相关情报后，便电告李鸿章：“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然而，李鸿章将此情上报朝廷后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做出任何防备。1月20日，日军顺利在成山登陆，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除去重要情报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之外，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十分缺乏反情报意识。在上层，清政府统治者战前“上骄下慢”，认为日本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都是“鸡鸣狗盗之徒”。战争开始后，清军将领反情报、反侦察意识淡薄，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遏制日军的侦察活动，任由日军侦察。例如，日军在成山登陆前，派出间谍轻易就获取了清军在威海、成山的防卫部署；日军侦察土城子和旅顺后路炮台时，清军明知日军从土城子、水师营而来，却无法采取有效的反情报措施阻止日军情报侦察。

　　清政府在情报领域的失败，注定了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情报的失败不仅在于情报侦察手段的落后，也不止于人员素质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情报意识的缺乏。如果说侦察手段的落后使清政府较难侦获有价值的情报，人员素质的低下使得有价值情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情报意识的缺乏则使得清政府上下不知情报为何物，漠视情报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手段落后是技术落后的结果，素质低下是教育低下的结果，意识缺乏则是精神萎靡的结果。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追赶，教育低下可以通过变革提升，精神萎靡则只能进行自我觉醒。然而，清王朝一直在沉睡，即使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之后，清王朝仍然没有觉醒。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明显的扩张意图和侵略举动，清政府依然盲目自大，自信满满。1879年，李鸿章对力主干涉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的丁日昌说：“日本国帑不足，国债繁大，旧族因废藩而思乱，向有所闻。察其军费，清国之兵力应之乃绰绰有余。”1886年长崎发生水兵骚乱事件后，李鸿章“一时怒起”，对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说：“现今就开战争亦非难事，在贵国之我兵船船体铳炮坚硬，可自由开战！”

　　精神深处的懈怠和萎靡使得清政府身处危境却不自知，全无忧患意识，最终只能在臆想的“天朝上国”中等待死亡。心无忧患，国恒亡。甲午战争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然而这些教训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被司马穰苴明白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清王朝如何会在古代先贤警世恒言的教诲之下重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覆辙，这也许更值得当下长期身处和平环境的国人进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