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哪怕是不小心碰到别人，也总习惯说“对不起”的日本人，为何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难以作出真诚的道歉呢？了解日本文化中的“kejime（罪己）”与“misogi（祓禊）”，大概即可明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第二次组阁以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屡次出尔反尔、肆无忌惮。2013年4月22日，安倍称其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将在战后70年时发表新的面向未来的谈话。次日，安倍又抛出“侵略未定义论”。2014年3月３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一反常态地表示，不仅要继承“村山谈话”，而且明确表态不会修改“河野谈话”。3月14日下午，安倍再度表态，“安倍内阁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对待历史必须谦虚。”

　　不一样的视角：“罪己”与“祓禊” 

　　要知道，21世纪以前，在历史问题上混淆是非的日本政治家是要冒辞职风险的。但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为何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地方自治体当权者如桥下彻等，在历史问题上发表混淆是非的言论，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国内的道德谴责，反而出现越发表右倾言论就越受民众欢迎的反常现象呢？其根本原因，一是安倍的政治逻辑使然，即安倍及其追随者要在造一笔历史是非的糊涂账后，实现以篡改历史来美化日本在近代发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正义性”，进而在毒化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后改动“和平宪法”，并通过去除宪法和平条款无所顾忌地扩军强国。另外，还应补充一个日本国民性的视角，以解读日本社会为何会对这样的政治家变得越来越宽容。很多人困惑不解，平时哪怕是不小心轻轻地碰到别人，也总习惯点头哈腰说“对不起”的日本人，为何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难以作出真诚的道歉呢？其实，了解日本文化中的“kejime（罪己）”与“misogi（祓禊）”，大概即可明了。

　　从日本人使用“罪己”的具体语境来看，它要求做出“罪己”的行为主体，要对自身行为做出不同程度的责罚。有日本社会学家称，拥有“罪己”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观念，不仅是日本神道祭礼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日本人净身洁心谋求新生的重要仪式。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异。最普通的罪己是从社会声誉上自罚，如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其次是从经济上自罚，如自行削减工资。再次是从社会地位层面自罚，如主动辞去公职。最严厉的罪己是对自己处以身体上的责罚。轻者，剃光一头秀发，或参拜庙堂百次等；重者，自杀谢罪。分析日本人“罪己”的事例会发现，所谓的“罪己”，虽表面上是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者对自身行为将受到何种责罚心里早有估算。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的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这样即使不能回避他罚，也有助于减轻他罚的程度。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对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即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非由日本领导人承担。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这句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扭曲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

　　与一厢情愿却难以保证客观责罚的“罪己”相对，“祓禊”是来自外部的责罚。唯有经历“祓禊”的仪式和磨砺，即真正求得社会的谅解后才可能获得新生。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职做出相应的“罪己”后，待经过一段时间再次当选复出时，便会称“祓禊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社会责罚并获得许可再度复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尚有前嫌未释，即使复出时任职高于其当年辞去的职位，也不会再有人来翻其旧账。这种例子很多，如大家较熟悉的福田康夫。2004年5月7日，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他因３年零１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引咎辞职以示罪己，却在3年后的2007年9月25日当选为第91任日本首相。虽然国民养老金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但福田康夫荣任首相后无论其政敌还是媒体都不会再纠缠此事。

　　把握了日本人的“祓禊”与“罪己”心理，有助于理解日本民众为何会在历史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日趋增强。在战后初期，多数日本人都能承认日军在侵略战争中有过残暴行为，因而皆有很强的负疚感，但这种负疚感却随着战争责任在“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下化整为零而不了了之。随着甲级战犯的释放和战时领导人一夜之间官复原职，及至今日，当年战犯的儿孙都已再度重返日本首相宝座了，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很多日本人自然会认为“一亿人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得到了受害国的原谅，已经过了“祓禊”关，历史的包袱终于可以卸下了。但当其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并未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谅解时，便表现得有些恼羞成怒，在历史问题上口无遮拦。因此，从日本国民性的视角来看，“罪己”与“祓禊”这一日本人自我再生机制，亦是日本社会对右派政治家变得越来越宽容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应对之策 

　　鉴于日本人的国民性特点，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应对之策。

　　首先，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鉴于大多数日本人都很在意外部的评价，尤其在意其敬畏的欧美人的评价。因此，中国应继续致力于唤起国际社会对二战阵营划分的记忆，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保卫二战成果对维护今天世界和平的好处，增加国际上对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了解，为安倍的强硬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被质疑创造条件。

　　其次，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我们不仅要依靠经济、军事力量使日本对中国心生畏惧，更应重视软实力方面的建设，通过踏踏实实的文化交流去获得日本对中国的尊敬认同之心。

　　最后，从个人层次来看，不仅要着眼于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更要加强与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日本文化界精英人物的交流，以利于借助其力量更加准确地向日本国民展示中国的正面形象，促进彼此的了解，使其真正认识到为何其自以为是的“罪己”之举难以获得东亚受害国人民的认可，怎样才算真正过了历史认识问题的“祓禊”关。（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