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头痛的是，军事进攻的条件从来都异常苛刻。未来，它面临的不仅是国防预算的长期匮乏，更包括对手可能的强力反击。
钓鱼岛问题凸显之际，美国重申对日本的“防卫义务”，向日派驻“鱼鹰”运输机和F-22战斗机，高调举行“夺岛”和“勇敢之盾”海空演习，增派“斯坦尼斯”号航母赴关岛，与相关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宣布将在日本南部建设“X波段预警雷达”系统，这副姿态释放的信号不言而喻。
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却在访华时宣称在争议中“不持立场”，并强调不会“任由那些国家采取特定立场”。人们不仅疑惑：“战略东移”背景下的美国亚太驻军究竟打算在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
量稍减质未变
在美国亚太驻军问题上，外界最容易观察到的就是数量上的变化。2012年6月，帕内塔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美军将在2020年前向太平洋战区派驻60%的战舰，以显示美国决心“战略东移”。
不过追溯历史，这次“增兵”更像是一次“触底反弹”，因为此前美国其实一直在东亚地区“减兵”。冷战结束后，美国在20年时间里总共大约削减了4万名亚太驻军。总体来看，驻亚太美军数量先是渐减尔后渐增，呈现一种“V”形走势。
当前驻亚太美军数量不是历史最高值，那么其“质量”是否有变化?应该说，美军在追求前沿部署“轻型化”的同时，一直高度关注质量建设，其亚太驻军的战斗力没有受到“减兵”方针的削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增强。如关岛军事基地数量由少变多，先后建成大型燃油储库、深水码头和指控中心，部署大量新型军事装备，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送中心”和“战略枢纽”。
但从整体看，受精力和财力影响，美军在亚太地区类似的“点质变”为数甚少，更多驻军点主要还是流于建设设施、更新武器和强化训练等单项内容，远未达成一体联动的“面质变”效应。
具体到距钓鱼岛仅400余公里的驻日美军冲绳基地群，同样具备这种特点。在历次裁减中，冲绳“减兵”力度比其他地域稍大，不过绝未“伤筋动骨”。相比之下，其提升质量的努力则引人注目，且意图均指向海空制胜作战。
“减兵”后驻冲绳美军主要以空军和部分海军陆战队为主，数量并不突出，结构也不完善，质量上仅有少量兵器具有单个平台对抗优势，其作战设想仅限于进行中等规模以下战事。
防御还是进攻
冷战刚结束的1992年，老布什政府强调美国必须坚持“针对不确定威胁预做准备”、“保持冷战后获取的战略纵深”两项基本原则。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贯彻这两项战略方针。
这两项方针本身包含着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内涵，实践中两者也很难区别。遵循这一逻辑，美军的任何布局都难免是进攻和防御并重，甚至是进攻和防御混杂，即：可能在防御态势下首先强调军事进攻部署，还可能以预防性防御名义悍然实施进攻;同时，也可能在进攻态势中高度重视防御安排，更可能借先制进攻以达成长期防御目的。
正是借助这种攻与防的模糊性，美国以保持领导地位、应对不确定威胁为由，一直努力塑造一种被迫应对大国崛起威胁的所谓“防御性”。将冷战后美军亚太部署与这两项方针联系起来，就可以找出一条清晰轨迹。
作为一个经济持续低迷、即将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国防支出的国家，美国的“战略东移”是以在全球一些关键地区的“战略收缩”为代价进行的，甚至在亚太地区部分区域也可能不得不实施选择性战略集中。这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与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均不相同的态势，而与尼克松政府上台后面临的形势倒有几分相似。
然而，就像从尼克松直至里根政府所表现出的对苏由相对缓和到逐步强硬一样，绝不能由此得出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实施全面战略收缩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重返亚太”在国家战略上或许有防御目的，但在军事战略上更趋向于展现进攻态势，是企图以军事的进攻来服务和保证政治的防御。
让美国头痛的是，军事进攻的条件从来都异常苛刻。未来，它面临的不仅是国防预算的长期匮乏，更包括对手可能的强力反击。无限制的进攻只会变成军事冒险主义，甚至哪怕战术上的进攻都可能换来战略上的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