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母想象图
英国《金融时报》28日刊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的文章。在这篇名为《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虽然这令美国不舒服,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更多话语权、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很正常。
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中国东海钓鱼岛的日益强硬的姿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姿态所预示的未来。在二战后的60多年里,美国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框架。但是,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中国提出修订其他国家设立的规则的要求就毫不奇怪了。
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吗?这位历史学家的隐喻提醒我们,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何等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维系和平要求双方政府和社会大力调整各自的态度和行动。
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文明中心。哲学、历史、戏剧、建筑、民主等各方面的成就之高前所未有。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既有的陆地霸主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的领导人采取回应举动。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接着升级为对抗,最终爆发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修昔底德这样评论这些事件:“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注意这里的两个关键变数:崛起和恐惧。
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都会打破现状。哈佛大学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观察中国后得出结论: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大国走上世界舞台必然产生影响”。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国际排名像中国一样攀升得如此之高,如此之快。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GDP)曾经不及西班牙的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经验来判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发了战争。想想统一后的德国吧,它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舒服,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更多话语权、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教导中国人“更像我们”的美国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
1890年左右,随着美国崛起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么行为?未来的总统西奥多圠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美国,高度自信地表示,未来100年是美国的世纪。在一战之前,美国解放了古巴;以战争威胁英国和德国,迫使它们接受美国在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争端中的立场;支持哥伦比亚叛乱,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国家巴拿马,巴拿马则立刻授予美国建造巴拿马运河的特许权;试图推翻英国政府支持、由伦敦银行家提供资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军事力量在“我们的半球”出手展开了30余次不同的干预,谋求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经济或领土争端,或者驱逐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领导者。
承认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主张领导者是历史铁律的囚徒。相反,这能帮助我们领会挑战之艰巨。如果中美领导人的表现无法超越他们的古希腊、或者20世纪初欧洲的前辈,21世纪的历史学家将援引修昔底德的观点解释随之而来的灾难。战争对于两个国家均具有毁灭性,这一事实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回想一下一战,所有参战者都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鉴于发生这种后果的风险,中美两国领导人务必开始就潜在的对抗和爆发点展开坦诚磋商。而更为困难和痛苦的是,双方必须开始做出实质性调整,包容对方无法退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