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日文章】题：美国战争之路的影响(作者戈登·戈尔茨坦)
“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为何会如此无所不在？美国的司法体系、政府和社会凝聚力受到了何种影响？蕾切尔·马多在她的第一部作品《漂移》中指出：“无论军队在泥潭中艰难跋涉多久，无论他们驻防多少次，美国公众都不会再真正受到战争的触动。”《战时》的作者玛丽·杜齐亚克则认为：“他们时常要求我们支持美国军队，但除此之外，战争并不需要大多数美国人做出牺牲。……战争已经漂移到了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
“国家安全利益”逐渐扩张
杜齐亚克广泛地取材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采取引人入胜且细致入微的叙述手法，追溯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渐进式扩张过程及其错综复杂的后果。她写道：“军事冲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然而，人们仍然认为战争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并以这一错误的观点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她指责说，“‘战时’成了以国家安全为由扰乱正常司法秩序的理由和借口”。
说到扰乱秩序，杜齐亚克引用了1918年的《惩治叛乱法》———该法案是国会在一战期间通过的，它把表达有损战争行动的政治观点的行为视为犯罪。在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前的数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动用自己的行政大权，向美国的海外盟友提供军事援助，加强联邦在国内的监控能力。
杜齐亚克解释说，美国在二战中获胜并没有结束“战时”，反倒是因为冷战爆发而开启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军事动员期。她写道，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为美国军力奠定了持久的基础，为美国政府建立了新架构。“战争部变成国防部，国防部长取代了战争部长。”
军事工业左右国家政策
在苏联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以及1949年中国发生共产党革命后，哈里·杜鲁门总统命令国家安全团队重新评估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这份编号为NSC68的文件认为苏联的霸权野心是国际安全的显著威胁。这份报告获得了两党广泛支持，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此后4年里，美国的军事预算从每年140亿美元急剧增加到530亿美元。杜齐亚克指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1年前就曾警告人们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地获得不正当影响力”带来的威胁，他将之定义为“规模巨大的永久性军事工业”。
尽管马多并未提到艾森豪威尔著名的告别讲话，但这一告诫显然影响到了她在《漂移》中的分析。她认为：“由于成长不受控制，政治影响力无可匹敌，这个资金雄厚、实力超强的‘国家安全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马多指出，美国如今开战过于轻率，美国军事责任带来的负担已经与政治和社会脱节。她认为：“尽管在9·11后的10年里，美国在打两场历时最久的地面战争，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但美国只有不到1%的成年人参与战争。美国将进行无摩擦战争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漂移》选取了自建国元勋到奥巴马政府在巴基斯坦实施的无人机攻击期间的案例和数据，对美国的军事事务进行了历史回顾。马多在她的叙述中频繁而明确地表露出对美国投射军力的一种固有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