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海争端的主要当事方及受害方，中国已无法用“搁置争议”这样的道德宽厚回避主权及领土不断受到侵蚀的事实，也无法再以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那样的忍让继续寻求消极的周边安宁
当今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危险性以及对中国安全全局的关联性陡然上升，这是冷战结束近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化。
首先，从大国关系的历史规律来看，守成的一方总是用消极的、晦暗的心态对待新兴的一方，总要利用后者崛起过程中自身的和环境的矛盾来尽量“对冲”它所带来的挑战。
其次，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面对复杂的东亚地区安全趋势，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关于经济上相互依存、制度上相互磨合的解释力显然是不足的，倒是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权力之争成为常谈常新的话题。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随着零关税时代的到来，人们曾乐观地预见，随着贸易最惠国待遇、投资国民待遇所带来的便利，一个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次区域共同市场将最终形成，从而有助于推动新的身份认同和旧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化解。而今，现实再一次教育人们，经济的相互依存并不一定直接推动和改善国家间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经热政冷”可以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国际关系常态。
再者，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内学术界一度对“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热议是否缺少当代学理基础，大可借此来反思和商榷。未来中国要实现再度复兴的时间和空间，毕竟是在西方主导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展观念、现代化标准以及法律基础数百年之后，并且还将处于信息化和草根政治大有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能量之势的空前不确定的新时代，因而要以完整的儒家文明(即超民族国家和泛文化的“义理”)来不断回应源自欧洲科学主义的国家“丛林法则”的现实拷问，终究有“水土不服”、“海市蜃楼”之虞。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遵循邓小平所倡导的“搁置争议，维护现状”的原则，与东盟和有关邻国达成过多项正式共识乃至具有一定国际法约束力的共同行为准则，讲“义理”的工作可谓做到了极致。然而，义理“管”的毕竟是君子而非小人。多年来，小偷并未听从君子好言规劝，反而越偷胆子越大，甚至发展到了“贼喊捉贼”，公然要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地步。此一情形之下，中国若继续做谦谦君子，则面临着一部分家当(“蓝色国土”)要被盗鼠们啃食而净的危险；若奋起喊打，则苦心经营多年的和平形象和外部环境都将遭受损毁。因此，以南海问题为代表，中国主观上的“和平崛起”梦想不断受到国际政治现实的严重挤压，一再陷入选择两难的困境。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国古典“天下观”的道德传统，却符合当代国际政治力学逻辑的一种前景推导。
从“德行天下”回归到“法治为本”，将是中国周边外交思想再次蜕变的必然指向，也是中国参与构建本地区新秩序过程中必须突破的第一个观念陷阱。德高于法，讲求自律，却无法解决无政府世界秩序中的国际纷争；法权则强调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注重他律，虽不能确保绝对公道，却能够达到相对平衡。作为南海争端的主要当事方及受害方，中国已无法用“搁置争议”这样的道德宽厚回避主权及领土不断受到侵蚀的事实，也无法再以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那样的忍让继续寻求消极的周边安宁。从长远看，只有掌握一定的实际权力(de facto jurisdiction),才能确保应有权利(de juri rights)的存在。
以“法治为本”，必然要求中国提高辩法、护法的能力。敢于依法打击侵犯我海洋权益行为是中国需要突破的第二个观念陷阱。中国毕竟不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旦进入加速增长的快行道，中国未来30年内外发展矛盾的尖锐性、现实性已不可能靠一味退让得以缓解，相反还有可能增加其解决的难度。目前中国开始加大在南海地区海监执法力度，用实际行动彰显主权，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建立以法制为核心的南海地区秩序迈出的重要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总归难免要和不法之徒发生“刮蹭”、“磕碰”，因此必须在原则和方向上做到坚定不移，威武不屈，而在具体危机的处置上则应该实现“有理有利有节”的巧妙衔接，尽量控制事态的发展。
随着中国在南海执法行动的增加，中国为自己在南海地区划定的法律权益红线必将实际清晰化，对此，外界的舆论围剿、军事反应也必然增多，美国也借口对在该地区“自由航行权”关切进一步加大其卷入程度。在这背后，自然不能排除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各类战略图谋。但是，与冷战时期全然不同的是，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完全被南海问题所长期“绑架”，在东盟内部甚至越、菲之间对南海之争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今天的中美关系早已突破了双边和地区的范畴，彼此在全球性发展与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已经大大超越了局部性的矛盾和分歧。即使出现周边之某一局部出现紧张，或一时间外交全局出现“黑云压城”的前景，中国的合法性、承受力都必将最后胜出。突破对“阴谋论”长效性的恐惧，这是中国外交需要正视的第三个观念陷阱。(吴白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