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十多名教授涉嫌不实报销案，被检方以贪污等罪名起诉；台湾“国科会”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及“教育部长”蒋伟宁为此联名声明，表达忧虑与呼吁。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三长与检方看似针锋相对，壁垒分明，但没有根本差异。社论文章将三长态度与几种类型行为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三长及检方，与全体民众，已可在本案找到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案件的类型不同，我们对案件的态度也不同。”
社论摘编如下：
台湾十多名教授涉嫌不实报销案，被检方以贪污等罪名起诉；“国科会”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及“教育部长”蒋伟宁为此联名声明，表达忧虑与呼吁。双方看似针锋相对，壁垒分明。
然而，迄至目前，我们却看不出双方有何根本差异。朱翁蒋三长亦主张法办贪污，但不可造成冤错；“法务部”则称已经区别轻重，网开一面，但贪污仍应法办。然而，如今形成的社会印象却是：三长只知护短，检方则滥诉无辜，这些恐皆未必是如今事态的真相与全貌。
三长的公开声明，开宗明义即举出“两种类型”的比较，兹称之为“甲类型”与“乙类型”。甲类型：“如果教授以假发票报领经费拿进口袋，或是用此经费购买与研究无关的私人物品（如名牌包、家用电冰箱等），我们认为绝对要依法究办，不应宽贷。”
乙类型：“但是，假如以假发票报帐购买另一项研究器材（例如用三个碳粉匣的发票实购一个电脑萤幕），也没有一毛钱进私人口袋，那么毕竟不是贪污治罪条例所该适用的对象。”
准此，三长表示：“假发票案的类型不同，我们对不同案件的态度也不同。”
其实，检方在过滤相关案件时，似乎亦持同一立场：倘公款未入私囊，视情节轻重，或不起诉，或诉以伪造文书（乙类型）；另对类如买Ａ报Ｂ的情节，亦从轻处理；但若与厂商勾串以低价高报，而将“预放款”（回扣）留为私用者，即不宽贷（此可谓为丙类型）；至于利用职务诈取公款纳入私囊就是贪污，没有模糊空间（甲类型）；另外，还有居绝对多数的“丁类型”，早经检方过滤掉了，以不起诉或请回结案。倘若此即检方的办案准则，岂不也是“案件类型不同，我们对不同案件的态度也不同”？
因此，就我们看来，三长及“法部”之间若有争执，亦仅在“毋枉毋纵”四字而已。只是，各自站在职司不同的立场，三长可能较重“毋枉”，但法部可能较重“毋纵”。此皆人情事理之自然，不足为怪。
这场争论，有一个不可移变的中心准则，即是在现行法律下，倘将“公立大学”教授视为公务职位，则其人若将公款纳入私囊，即可能被以贪污罪诉究；因此，三长也认为在“公立大学”教授的法律责任中，亦有“甲类型”存在，“绝对要依法究办，不应宽贷”。此或即是“法务部”所称的“没有模糊空间”。只要双方皆站在这个中心准则上，这场辩论的核心是非已可解决大半。
民众关切的是：检方不宜将灰色地带的“乙类型”、“丁类型”，办成贪污罪；三长亦不宜为“甲类型”、“丙类型”说项。
接下来可以一谈的是，此事虽牵涉人数不少，但毕竟仍属个案，不宜将之与“教育界、学术界、教授界”的全称命题相提并论；毕竟，纠办不法，不能视为与全体“教育界”为难。再者，亦不宜将涉案者的案情（如果是“甲类型”），与其是否为“研究杰出卓越者”混为一谈；毕竟，即使是“杰出卓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若涉贪污，亦当法办，教授又岂能免责？
然而，若说事态发展迄今，已有“制度共业”的意味，亦非全无道理。一开始，校园渐渐出现了便宜行事的“乙类型”、“丁类型”，然后就慢慢演变出监守自盗的“甲类型”，甚至恶化成教商勾结的“丙类型”。此种“制度共业”的形成，一方面是因涉案者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亦因问责规范的失能；因而，这次检方的动作，其实只是还原了原本早已应当运行的问责体制，可视为挽救“校园共业”的一个迟到的契机。
如今，三长要为“乙类型”、“丁类型”发言，亦不愿社会误解其是在为“甲类型”或“丙类型”撑腰。相对而言，倘若检方真将“乙类型”、“丁类型”办了贪污案，即是乱了分寸，自失立场。所以，三长及检方，与全体民众，已可在本案找到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案件的类型不同，我们对案件的态度也不同。”
我们相信，若能把四种类型区别清楚，非但不会“重挫学术界士气”，反更将激浊扬清，清新校园，提升学术界的尊严与荣誉。
[责任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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