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21日社论说，抗战期间，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的商人拉贝，与金陵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等外籍人士，共同创立了国际安全区，一时涌入25万人避难。日军在南京城内烧杀奸淫，多次要求进入安全区搜索；拉贝等人饱遭恐吓及暴力相向，但仍坚持庇护绝大多数难民度过最恐怖的冬天。
拉贝与魏特琳拯救千万生灵，拉贝翌年奉召回国，遭到盖世太保警告，不得张扬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后因曾为纳粹党员身分不得工作，生活陷入绝境，靠宋美龄济助及中国民间捐款勉强度过晚年。魏特琳则因目睹太多血腥残暴精神受创，返美休养仍无法摆脱心力交瘁，于1941年自杀。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人的高贵情操，马英九上周明令褒扬拉贝与魏特琳，并邀请其后人来台受奖。抗战期间，在华外国人仗义救人的例子不止一端。当年河北濮阳县沦陷，日军进城烧杀，德裔匈牙利籍的神父隆其化张开双臂挡在教堂门口，士兵刺刀抵在胸前亦不为所动。日军被神父的勇气慑服，教堂内5000名妇孺因而保住性命。
拉贝、魏特琳与隆其化都是外国人，拉贝与隆其化的祖国属轴心阵营，拉贝更是纳粹党员。就国家利益观点看，他们大可只求自保，不必冒险救助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中国人；但他们追求的是更高价值的人道精神，勇敢超越了政治与国族的界线。
就反课纲运动而言，拉贝等人的故事够不够格放进教科书，让台湾的孩子们知道？
反课纲期间流传一段话：“从台湾走出去的每一个青年，都该了解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权知道所有故事的全貌。”乍听言之成理，但谬误是，历史的中心与认同基准从来不是只谈“土地”，而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且不说台湾多数居民的先祖来自海峡对岸，社会多数语言风俗习惯仍属中华文化；近在眼前的是，对于日益增加的新移民而言，他们是否得涤清对于东南亚原乡的历史记忆，才算得上“认同台湾”？
所谓“呈现所有故事全貌”，更是似是而非。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主义学派，一度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只要史料搜集完整，即可写出一部完美的“终极历史”。实际上，人类活动的纪录浩瀚如海，不可能完全被记忆抄录，更没有一部史学著作可能收纳所有史料。史学作品必有“情节”的取舍，去取之间，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拉贝等人的故事，若就所谓“国民党史观”而论，绝对属于“政治正确”之类；但是，即使在“国立编译馆”时代，却也不曾将之放入教科书。其原因，不外课本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故事都放进去。至于所谓“课本没有教”，当不能作为自己懒于求知的藉口。
事实上，反课纲运动所强调的部分，几乎集中于“国民党”或“中国”的不堪；而对于日本统治，则不假掩饰地揄扬，用字遣词力求“别让日本不开心”。所谓本土与乡土的意义，更被窄化成“仇国民党”与“仇中”；如此一来，甚至连真正的“台独”都不够格。原因是，若要宣示台湾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却对前殖民主孺慕倾倒，岂不自损“国格”？连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承认侵略行为，台湾部分“遗老”却致力为日本辩护开脱，又何其错乱！面对日本的侵略、殖民历史，如果教科书竟然不能根据反侵略、反殖民立场严正谴责，辨明历史的是非，这种“教育”，能提供给新一代国民什么样的人性观念？
早年国民党的历史教育，不鼓励学生培养逻辑、思辨能力，也未突出人道与正义的最高价值；然而，能独立思考的学生，照样可以建构不同的认知价值。台湾早就不是一言堂时代，但许多人却依旧封闭排他，并未提升至更高的人道史观以开展人性的视野。这样的社会看似民主自由，其实只是不断的动荡与无尽的冲突。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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