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的纠葛

　　台湾《中国时报》13日发表作家杨渡的评论文章说，几乎要成了例行公式：每年“文化创意产业”都要被修理一次。今年不例外。只是这一次涉及比较深广，原本被规划为文化创意产业“样板”的松烟和华山，也被打成“餐厅而已”，根本没文化。

　　但争议点还在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创意？怎样才叫产业？

　　2009年帮助当时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万长策划“文化创意产业圆桌论坛”时，曾举办了16场的会前会，邀请约300多位文化界朋友参与讨论，希望拟定一个有助于文化人与创意者的政策。然而在写结论时，和萧万长先生讨论到两个关键：哪些可以成为产业？哪些是无法成为产业？如何区分？如何维持创造力，以鼓励台湾具有创意之岛？

　　坦然说，不是什么文化都可以变成产业，量产定价出售。文化与思想本身即是无价。孔子活着的时候，空有思想，没人买账，四处流浪教书。但思想影响后世，数百年后，他的思想成为主流、科举考试的依据，教育界立即当它是摇钱树。要细数中国的文化产业最大者，从古至今，莫过于孔孟儒家。然而思想无价，有价的是科举、教学、印刷与考试出版业者，这才是产业，现在叫做教科书产业。

　　此外艺术创作也无价。画作无法量产，梵高一生卖不出画。但他死后的画作却变成博物馆，变成一个产业。这就是说：创作无法量产，不能成产业，但博物馆可以，展览产业可以。

　　而在影视、流行音乐、会展、新闻、体育、广告等各方面，早已形成产业规模者，就不需要特别去补助，只要营造好政策与环境即可。

　　所以一定要先区分出可以做产业与无法做产业的。可以做产业的，台当局需要做的，是制订好基本大法，订好政策，营造良善的创作环境与市场，让有意参与产业者，在融资、场地取得、活动展览等各方面都方便，就够了。

　　至于无法产业化的，如文学创作、剧场、戏曲等，原本已存在文化补助，就维持应有的补助。同时，为鼓励创作活力，应有一定比例的补助给予创作者。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创意，必然来自对过去形式与理念、主流价值、旧有思维的叛逆，这样才有创新。但这样的叛逆，古往今来，能成功者，百分不及一。不要说每个艺术家天分不同，即使是艺术家本身，每一次的创作实验，也不一定成功。允许失败，坦然继续创作，这就是创作的动力。政府要做的，是给出应有的补助，让热血的创作者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成功或失败的实验。

　　至于补助的比例，最好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给年轻的创作者，每个人的数目不必大，但给许多人，让热血创意有机会去实践。但其中，或许会有百分之九十无法成功。但没关系，累积创作经验比什么都重要，剩下的十分之一有所成，那就很幸运了。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比例，或可补助这些创作者往上发展，让它有机会成为中型的团体，或做更大型的创作。但他们也许会失败，所以最后成功的必然只有极少数。这些极少数，便是能独当一面，或者代表台湾去国际上表演的。至于他们能不能成为产业，就看艺术家的各种能力了。创作成功，经营失败，也是有的，谁敢打包票呢？

　　此处不是想说明“文化创意产业”该如何，而是想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宜分开思考，不能只用一个概念，一路到底。文化有底蕴有传承有创新，创意的本质在叛逆，做产业则要可复制，成功营销，三者不能等同起来。

　　因此，一个创意能否成为产业，往往不在创意本身，而是更多其他的因素。陈立恒的成功，许多人以为创意，却忘记了他在生产、流通、展点上，下了多少苦功。而一些看似成功的创意产业，哪一个不是靠长期的苦心经营，人脉的建立，才奋斗有成？比传统产业一点都没有更轻松。

　　艺术创作本乎一心，绝无侥幸，至于产业成不成，是另一件事。这正如梵高创作好不好，是一件事；能不能用他的作品做美术馆，是另一件事；想清楚，会比较容易往下走。

浏览精彩评论 进入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