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应着眼于长远 光停工资难见效

　　日前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通过冻结台当局“经济部长”张家祝明年度的年终奖金，至于经建会主委管中闵的年终奖金，“立委”们表示也将在审查经建会预算时提出相同的提案，以让“阁员”知所警惕。

　　台湾《工商时报》2日发表社论指出，经济委员会以台当局“经济部”对总体经济的治理能力有重大问题为由，提案将部、次长年终奖金先删一半，再冻结一半，等到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季超过3％，或失业率连续两个月低于4％，再予以解冻。最后在“经济部长”张家祝一肩承担下，次长们的年终奖金幸而得以保住。

　　台湾“立法院”冻结台当局“经济部”、“经建会”负责人年终奖金，这并非第一回。去年此时台当局“经济部长”施颜祥、“经建会”主委尹启铭的年终奖金也遭冻结，理由是台湾景气太差，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们必须待经济增长回升到一定水准，并经“立院”经济委员会同意后始得动支。

　　对于冻结“阁员”年终奖金，“立委”们长期以来的论述不外是劳工日子难过，台湾“经济部门”首长自应苦民所苦。这个论述诚然有理，但台湾近年经济表现不佳，实与国际景气有绝大关系，面对欧债危机及全球景气低迷，台湾的财经官员纵有经天纬地之才，恐亦无扭转乾坤之能，以此责之，未免太过。试问当上世纪70年代二次石油危机时、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袭卷全球之际，经济实力强如美、欧，亦复如何？他们有冻结“阁员”的薪资吗？

　　依去年底“立院”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当今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经建目标3.8％，台湾“经建会”主委与“经济部长”两人才能领年终奖金。然而国际景气瞬息万变，若以这个经建目标做为领年终奖金的标准，莫说台湾“阁员”领不到，韩国、新加坡、香港、日本也全都领不到。

　　社论说，台湾“立法院”必须明白，台湾高度依赖外贸，长期以来商品及服务输出占GDP逾七成，国际景气深深影响台湾的经济表现。一位“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任内，最重要的工作并非去保二、保三，而是去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提升台湾的经济体质、建构台湾十年甚至二十年长期的经济发展蓝图，而这些工作绝对不可能立竿见影。一位让人怀念的“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并非在任内创造了多高的经济成长率，而是为日后台湾留下多少典章制度，为台湾留下多少经济资本。

　　社论还指出，观察近半个世纪的台当局行政部门，我们会发现致力改革者，为台湾日后经济留下典章制度、经济资本者，任内未必年年缴出漂亮的成绩单。例如上世纪70年代孙运璇出任台湾“经济部长”，碰上石油危机，1974年、1975年经济增长率降至1.4％、4.9％，然而我们能因这两年的经济表现不佳而否定其贡献吗？再如上世纪80年代碰上二次石油危机的“经建会”主委俞国华、2000年碰上网路泡沬破灭的“经济部长”林信义，彼时台湾经济皆出现罕见的低迷，但能因此责怪他们治理能力有问题吗？

　　社论认为，近半世纪以来，孙运璇、俞国华、林信义三位皆是令人尊敬而有远见的台当局经济官员，但如果用今天“立法院”冻结官员年终奖金的思维，那么孙、俞、林这三位首长当年恐怕也领不到年终奖金，试想这样合理吗？观察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大凡经济体在荜路蓝缕的年代，总是出现一些大格局、有远见的官员，他们不拘泥于一、两年的经济变化，而是放眼10年、20年的经济消长。以台湾“立法院”今天这种冻结官员年终奖金的思维，极尽羞辱官员之能事，哪还留得住有远见的官员？而不能留住有远见的官员，台湾未来的经济还有何希望可言？

　　社论说，台湾自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行政主管部门改组频繁，民进党执政8年6易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而国民党执政迄今5年多竟也换了四任。每位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上任之初虽多有理想，但在政治现实下，终其一任所能做的就是去执行一些短期振兴经济方案，而把土地规划、财政纪律、产业结构及经济体质调整这些攸关长期实力的工作留给下一任，任任如此。台湾近年经济成长之所以经常落居亚洲四小龙之末，实为10多年来不着眼于长期政策使然。近年“立法院”不以长期发展思维责之，反而又以短期经济能否保三、保四作为年终奖金发放的标准，其短视程度又更甚于“行政院”矣！

　　社论认为，台湾10多年来的经济之所以每况愈下，经济表现与韩国越差越远，实因“行政院”与“立法院”过于专注短期的经济表现使然。然而今天的民生疾苦，岂非昔日长期政策失算造假的后果。若今天我们还不着眼于财政纪律、土地规划、人口老化、产业结构等长期政策，5年后、10年后台湾经济的低迷又该怪谁？届时难道又要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再提振兴方案、然后再冻结官员年终奖金？长此以往，不必有未卜先知之能，亦可算出台湾的经济破败之日，已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