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视的宿命：言论自由&弱智低俗

　　台湾《中国时报》29日发表台湾中华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台当局前新闻局长赵怡的评论文章说，1970年代末期，台湾政局处于剧烈震荡之中，对外适值与美断交，国际处境备感孤立，岛内引燃以群众运动为主轴的全面性民主改革，直到台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党禁、报禁、蒋经国去世、反对党正式成立后才逐渐趋缓。

　　第二波改革的矛头指向由党政军掌控的3家无线电视台。一群大学生以抗议郝柏村被提名为“行政院长”为由，不断聚众到电视台大门喷漆，表达“电视新闻不公”的诉求；也有在野人士藏身于山岭高处运用发电设备干扰3台播出的节目藉以凸显“电视媒体遭受垄断”的议题，进而促成“开放天空”的最终目标。

　　1990年，作者本人任职华视，曾针对未来开放之后的“台湾电视制度何去何从”一案向电视学会做报告，记得当时大胆提出两项预测。第一，如果台湾仿照欧洲走向公共制度，将电视台的预算交由台当局编列，在台湾的政治丛林里，其经营难免会受到公权力干扰，甚至沦为政党角力的场所，尤其在政局动荡不已、党派恶斗未止之前，电视新闻必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若实行第二条路效仿美国的私有化政策，所有权由资本家掌握，在台湾的商业环境下，电视媒体又将转向为“利益当先，收视挂帅”的经营趋势，亦难保不会变成财团商贾的附庸。相较之下，过去由党政军所持有的媒体反而有其优点。

　　首先，寡占局面的电视市场使得3家电视台拥有稳定收入和盈余，用以购置丰沛的先进设备、招聘优秀的专业人才制播优质的节目；其次，电视台负责人及主管概非实际出资股东，且属任期制，在独领风骚的电子媒体工作，肩膀上多少都会扛些社会责任与荣誉感而表现在电视台的经营风格上。如在不计盈亏的原则下经常制播赈灾、慈善公益之类属于社会关怀的特别节目以及富有国际视野或政经科技新知的益智类专题报导。

　　报告的结论是，台湾的政商环境并不利于传媒的常态发展，不论走哪条路都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不过，基于民主社会的需要以及当时有线光缆媒体正蓄势待发，3台独大体制的解体已不可免。

　　天空开放后，随之而起的是百家争鸣的电视市场，也牵动起台湾民主论坛的蓬勃发展与多元意见市场的欣欣向荣。然而在僧多粥少又恶性竞争的市场压力下，商业化的经营模式终究扼杀了电视节目启迪心智、激发创作、呈现美感的功能。至于原先被若干学者们所殷切期盼的公广集团，也在数以百计的频道中因曲高和寡而被边缘化，更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反复受到政治力的凌辱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台湾的电视革命果然换来“言论自由”的美誉，却蒙上“弱智低俗”的恶名，或许这正是台湾电视媒体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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