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某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的名嘴写了篇“社会对不起年轻人”的文章，引起社会广大回响，讨论层次已从“高房价害得年轻人不敢奢望前途”的因果舌战，升级到社会主义vs.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抗。台湾《工商时报》9日社论说：我们无意介入正反辩，因为骂当局的言论已经够多；况且当局该大或该小，是个复杂纠结的课题，无法像宣告绝对真理般铁口断定。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年轻人面对未来的态度，如果任由失败主义蔓延，等于未战先降，不论蓝绿谁当家，台湾前途都堪虞。因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年轻人固可不断将台当局当成“出气筒”，但怨天尤人无法解决个人困境。不管社会对不对得起你，都不能成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不管时代再怎么变，自己要为自己负责，这才是不变的真理。
时代当然不断在变。距离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发表“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的传世名言，忽焉已过了53年。这段旨在激发美国人爱国情操的就职演说，曾经脍炙人口，但今人读之，若不能回到冷战的历史脉络，而仅就字面很难理解。
我们之所以强调回归“历史脉络”的重要性，实有感于当前有关世代剥削的种种争辩，不是建立在“同情理解”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欲加之罪”的想像上。被指为剥削阶级的四、五十年代生人，仿佛打从一开始就是既得利益者，从不曾面临事多钱少离家远的人生挑战，衣食俸禄皆不费吹灰之力得来。尤有甚者，若干四五十年代的名嘴高唱“原罪说”，自认对不起下一代，更壮大了“世代剥削论”的正当性。
身为在困顿年代成长的过来人，多数承担不起“原罪说”。撇开任何时代都会有的权贵阶级不谈，若我们回归“历史脉络”，属于战后婴儿潮的四五十年代生人，成长阶段被父母“照猪养”；食指浩繁的家庭，经常兄姐代替父母职，牺牲个人学业造就弟妹成材；人生的迂回曲折，又岂是他们在青少年期所能预见？如果不幸是个孤女或孤男，只求能在加工出口区或家庭工厂谋生糊口，又岂敢计较起薪是几千（新台币，下同）、工作符不符合兴趣？
换言之，多数四五十年代生人在入社会之初都不是人生胜利组，但他们大多坚持与恶劣环境拚搏的精神，就像台语老歌《孤女的愿望》所描述：“假使少钱也着忍耐三冬五冬，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有一日总会得着心情的轻松。”彼时的社会有比较对得起彼时的年轻人吗？显然没有！但，何以困顿年代能激励人心乐观向上，到了物质丰饶的当代，反而充斥着失败主义？
首先，四五十年代生人这一代还是犯了错，但错不在认真工作，为自己赚进“五子登科”的倒吃甘蔗人生，而是错在“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宝妈／宝爸心态。他们在当儿女的阶段，秉持“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等到自己当了父母，又秉持“天下无不是的子女”。基于补偿心态，他们对子女呵护备至，可以容忍自己的第一分工作学非所用且待遇微薄，却不能忍受苦心栽培的子女竟面对“事多钱少离家远”的社会初体验。例如某博士级“立委”就曾为其精通多国语言的女儿叫屈，并宣称女儿与其过劳赚不到两万，不如回家靠父母养。
问题是，父母就算“扶上马送一程”，也不可能庇荫一辈子，如不及早放手，儿女又如何学习独立？就某种程度而言，四五十年代生人的三明治处境其实是自作自受。诚如有识者分析，四五十年代人对下一代的未来，做到最少的是“价值的传递”。正因为四、五级没有将“相信自己、感恩别人”的美德传递给下一代，子女才摆脱不了失败主义与世代剥削论的纠葛。
其次，媒体与网络形成共犯结构，制造太多负面的假议题与假困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2K，仿佛年轻人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22K魔咒。但试问，历来大多数的社会新鲜人，谁不是从相对较低的薪水起步，然后靠着认真努力，为自己争取升迁加薪的机会？
此外，舆论也擅长营造“年头大不如前”的困境论，将低薪低就归罪于时不我予，而非个人眼高手低。但试问，以今日台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经情势，个人处境真的比不上从前吗？如今被奉为宅神、刀神的意见领袖，在网络世界快意畅行，又岂是当年在加工出口区孜孜矻矻的女工们所能奢望？
真要讲困境，现在年轻人的处境会比从乌克兰逃到美国的年轻人差吗？这些逃难者中的一位，创办了即时通讯软体WhatsAPP，刚与脸书创办人查克柏格签下190亿美元的超级并购合约。证明了梦想与企图心有多大，成功也就有无限的可能；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所以，不要再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自己做什么！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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