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年节的短暂团圆后依然感受到幸福？

　　台湾《立报》30日发表社论指出，岁末年初，第一大事，无非家庭团圆，过个好年。“团圆”，对任何一个文化而言，都象征着美好生活的追寻，是生命伦理的起点。这种“同在一起”的欲望，从老祖宗传递下来，历千百年而信念弥坚，虽无以追溯其本源，却可能正是人类得以绵长繁衍的奥秘之所在。

　　在“团圆”的信念底下，当然也就是协同合作的人性本质。这原本无需再去絮语叨念，然则，很不幸的是，当代社会太过强调个体、私有、竞争，以致团结、合作的概念日趋消泯，让我们不得不趁着过年的时候，略做召唤。透过团圆的仪式，召唤团结的愉悦，召唤合作的政治与经济。

　　社论说，团结，是人类经验的宝矿，蕴藏着祖先丰富的省思与共同劳动的足迹。可是，当今官商一体、内线交易、金融肥猫等不劳而获、而大量占有的案例越来越为普遍，劳动的价值被贬抑，社会不平等的鸿沟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之下，各地涌现的是愤怒的、孤绝的个人，连群体的概念都在逐渐消亡。

　　近日开车冲撞台湾“总统府”的张德正，正是一个孤绝的愤怒者，他的行为或许极端，但是他的愤懑绝不是单一的案例。年节的团圆，就家庭范围而言，是疗愈的一个机会，透过对话、倾听以及温暖的肢体接触和对于细节的关注，被流放于大社会中的孤绝个体重新领受到共同体的意识，重新找回协同、包容、合作的人性本质。但是，年节过后呢？我们这个私利竞争重于一切的大社会，是否可能提供一个机制，让合作的意愿仍然可以维系其价值？或者，换一个说法，如何让人们在年节的短暂团圆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社论说，这些年来，台湾对于“幸福经济”的说法已不陌生，台当局也在去年8月开始将“幸福指数”列入政策指标。政治学上，“幸福”常被视为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因为太过重要，所以是“不证自明”的目标。然则，真正追究起来，这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提供幸福的机制，甚至也未曾定义幸福的必要元素。不过，若是从人类学观点来看，年节是社会文明最细致精巧的设计，而团圆又是诸多文明过年过节的必然需求，可见团圆所象征的协同、宽容、合作也就是幸福的源头。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成功了，有人与我们分享；沮丧的时候，有人与我们分忧。

　　当代市场经济着重效益，甚至将效益等同于幸福，以致于认为市场提供个人追求利益的机制，而个人利益的总合也就是集体的利益，也就是“快乐的总合”。然则，逢年过节，我们很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与快乐。那就是：建立在团结合作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