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塑董事长李志村对内演讲时提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正对台塑招手;反观台湾环保意识高涨,环评障碍重重,让他感叹“台湾正在堕落”。
李志村的“堕落说”,并非单纯的投资案,不如说是对他理想中的“台湾精神”的哀悼。例如,现在年轻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肯拼肯作,反而害怕过劳死。昔日虽然是雇员一名,但对李志村而言,哪怕工作累一些,却始终充满成就感。
台湾立报17日社论说,其实,没有人会反对勤奋,多数人也会对好逸恶劳者敬而远之,但李志村所言,仍有待商榷。
已在台塑待了55年的李志村,正代表了台湾战后第一批兴起创业者与管理者。这个时代的人,由于历经战后匮乏,因此认为只要肯拼,就有机会;而若抓到机会,就能通往成功。
当然,这种机会与成功是一体两面。就人而言,他们把吃苦当吃补;就环境而言,那个年代的人也毫无环境意识。在那个没有劳动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年代,如果把外部成本算进去,这样的“成功”未必那么值得炫耀。
吊诡的是,这种不计代价追求成功的模式,却极可能成为更多台湾企业的颈绳。因为肯拼肯牺牲,所以台湾企业的成功模式便大多是以廉价劳力为基底,贸易优势则在杀价弹性大;衍生出去,则专事大宗产品与代工。其结果是,多数企业逐渐陷入瓶颈,而眼前的产业升级困境,更与这种老一辈的血汗思维脱离不了关系。
或许台塑是例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经营者的血汗思维根深蒂固,加上面临微利竞争压力,其结果便是企业获利与劳工薪资益发脱钩。理由很简单,由于经营微利化的压力环伺,使得薪资调整成为禁忌;而若再拿出老一辈的精神“教训”年轻员工,更让冻涨听起来名正言顺。
换言之,台湾的薪资冻涨,不只是产业竞争的退缩反映,而包括了上位者在精神面的自我催眠。如果到了美国投资,环保标准与事故裁罚,究竟比台湾轻微?还是严格?还有,如果到了美国投资,他的血汗哲学会在美国员工面前讲得那么振振有词吗?另外,同业的拜耳、杜邦在台皆有厂,为何六轻就是常被民众“关爱”,而前者却无听闻?摊开前科纪录,难道不该先取信于人?
台湾年轻人究竟是怕摔烂的草莓?还是李志村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那种没有劳基法与环保法令的年代?究竟是台湾年轻人在堕落?还是老一辈在敝帚自珍?颇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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