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贞昌尽在两岸事务上放“诈雷”

　　澳门《新华澳报》今日刊载评论员富权的文章指出，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之后，在两岸事务领域上发生了某些可能对民进党较为有利的变化，苏贞昌却未能好好地把握住这些难得的机会，且在两岸事务上似放“诈雷”。苏贞昌错失有利机会显示他并非是政治家，既没有远见也没有洞察力。 　

　　全文摘编如下：

　　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之时，曾“于无声处响春雷”地放了几个“炸雷”，其中一个是调整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在恢复“中国事务部”的同时设立更高层级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并商请其党内政敌、但却是党内诸“天王”中最了解大陆事务的谢长廷出任“主委”。这既是苏贞昌要缩小民进党走向再次执政“最后一哩路”的需要，也是搞好党内团结，调动各派系及一切积极因素（蔡英文除外）迎战“2016”的手段。　

　　但在此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连“雷声”也像进入深冬那样成为绝响，因而这个“炸雷”也就变成了“诈雷”。这极有可能是由于苏贞昌与谢长廷在推动党的大陆政策的方式上，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因而对将攸关自己的“2016”之梦是否能圆的大陆政策问题，交由其党内政敌掌理甚不放心。实际上，据说谢长廷主张就大陆政策进行党内大辩论，但苏贞昌却反对，并担心倘由谢长廷主持大辩论，将会使其借机掌握党内政策主导权，反客为主，对自已的党魁地位造成威胁。实际上，这在民进党内是有过前例的。1998年民进党进行“中国政策大辩论”之后，当时的党主席许信良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就逐渐被削弱，陷于边绿化，反而在大辩论中表现亮眼的陈水扁后来却受到党内拥戴，以至于“党代会”专门为他修订“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增订“陈水扁条款”，使他能解除“四年条款”的束缚，并终能令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而许信良却被迫脱党参选“总统”，但仅得七万九千多票，一生英名一夕丧。　　

　　当然，苏贞昌避谈两岸事务，可能也有着其他的原因。包括苏贞昌目前的战略意图是“和陆必先安内”，当务之急是必须巩固权力，尽可能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党员，而不宜分散精力，去处理目前并不急迫的两岸关系问题；及在自己尚未知能否获得连任之前，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让有可能接任的蔡英文坐享成果。　

　　但是，苏贞昌刻意要冷冻两岸政策，并不等于就可“侧侧膊，唔多觉”。媒体是不会忘记的，《远见》杂志就设法专访了他。面对在台湾地区享有清誉的《远见》，苏贞昌即使心里多不情愿，也得“舍命陪君子”。不过，也不排除苏贞昌是要借此机会，对他这段时间避而不谈两岸事务进行平衡，以免对自己的“2016大计”造成不良影响。　

　　苏贞昌在《远见》的专访中说，他从来没去过大陆，大陆这么大、重要、离台湾这么近，“如果没有预设任何前提，我用党主席的身份去看看，我觉得很好啊”。他说，去访问大陆，跟大陆互动，是要多了解大陆，也是要让大陆了解台湾，而不是让大陆老是透过国民党，窥探部分台湾。 苏贞昌还表示，温家宝说卸任后想来台湾走走，他当过“行政院长”，温家宝如果是以“前总理”的身份来，他这“前行政院长”愿意陪温家宝看看台湾。　

　　按一般常识，作为月刊的《远见》的出版流程，不同于日报甚至是电视、电台，应是有一段时间，因而这个对苏贞昌的专访，至少也是在出版前一个星期做的。而就在此期间，在两岸事务领域上发生了某些可能对民进党较为有利的变化，苏贞昌却未能好好地把握住这些难得的机会，反而是在“美牛”案上纠缠不休，以至是忙乎于写信给昂山素姬等小事之上。　

　　苏贞昌白白放弃有利机会。这显示，苏贞昌并非是政治家，既没有远见也没有洞察力；而且私心甚重，只顾自己权位而不顾其所在政党的利益。而他在“五都”选举中不顾党中央的部署，抢先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就已暴露了其私心。这与宁愿做垫背者的左派传统作风，相差太远了。　

　　但愿，苏贞昌向《远见》所作的这个谈话，是出于他的真心，并能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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