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现任 “疾管局局长”郭旭崧估计,在流行高峰期,台湾将有700万人感染;前“疾管局长”苏益仁则估计,死亡人数将达5000至10000人之间。台湾《联合报》27日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新流感的新闻取代了水灾新闻的篇幅。这类讯息皆令民众神经紧绷,头皮发麻。
社论称,值此关头,公职主管部门的责任有二:一、防疫治病;二、平抚社会心理的紧张焦虑。唯若从处理社会危机的角度来看,则“平抚社会心理的紧张焦虑”无疑尤是公职部门的主要职责;因为,增强民众对当局“防疫治病”能力的信任,本身亦是安定社会心理的重要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是否要为防治新流感召开“国安会议”,及启动“国安机制”;就不只是一个行政手段,而也是一个社会心理事件。有人说,现在发动“国安机制”,会制造社会紧张;但也有人认为,现在不举行“国安会议”,反而会令社会焦虑。可见,不论正反意见,皆知“发动国安机制”其实也是一个心理标志。何况,据称“府阁”方面认为“疫情还没升高到那个程度”,所以不必急着启动国安机制;不过,所有的专家都指出,下周一学校开学,即可能进入感染流行高峰期,且每四天感染者即增加一倍,然则所谓的“那个程度”,岂非仅在数日之遥而已?
社论认为,要严正警告台当局:不要再陷于“发不发布紧急命令”那类困境之中。疾疫造成的社会心理紧张恐怕尚逾于震灾水灾,震灾几秒钟就过去,水灾造成的损害也可目睹;但病毒看不见、闻不到,任何人皆有被感染的可能,流行起来即无“灾民、非灾民”的区别,亦无“灾区、非灾区”的区隔。人人自危,家家烦虑。在这种情势下,是及早召开“国安会议”会制造社会紧张?或推迟召开“国安会议”反而增加社会焦虑?当局难道不能作出明智的裁断。
从“传播沟通”的角度来看,面对可能即将爆发大流行的新流感,又是一次对马英九“传播沟通”能力的严峻考验。台当局在这场传播沟通大战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人民对当局的信任,及安定社会心理。
社论强调,疫情正在升高,公众信息却相对紊乱。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要不要延期?“加速”流行或“阻滞延长”流行,何种策略为佳?学校实行量耳温,但办公处所及工厂及军队要不要量?防治疫苗能否实时推出?安全性如何?对于肝肾等各类慢性病患,能否接种疫苗?可否服用“克流感”?“克流感”的适当投药时机究竟如何?抗药性的风险对策何在?患者染病的自觉如何提高?就医的管道与动线如何?加护病房的纵深备量够不够?医院是“建议”戴口罩或“规定”戴?高社群接触者如司机、店员要不要戴?这类问题虽皆细琐,却是民间的重大疑虑;当局应当以最高的关切来面对此一情势,用民间听得懂、看得到,且能及早看到、及时看到,并在不同传播管道上都能看到的方法,将相关信息有效地传达给民众。
岛内专家估计这场疫病流行,短则半年,长则二、三年;台当局在这场沟通大战中,于硬件、软件,及内容制作上的投入皆不可轻估;亦唯有把信息网络的质量与数量皆建立起来,始有可能平抚及安定紧张、焦虑的民心,医卫机构也才能专心投入防疫治疾。反之,倘若信息错乱、情势浑沌、民心焦虑、舆论哗然;社会大众除了面临疾疫的威胁,还要生活在疑惑恐惧之中,那就不啻是水深火热了。
防治疾疫是一个医卫专业问题,但也是一个政治考验。台当局的责任非但在必须充分支应医卫专业的需求,更应尽可能地维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心理情境;其重要的基础职责就是要架构一个透明、有效、及时的沟通传播体系。
公共职能部门的政治及行政效能,必须要成为医卫专业的助力;反之,倘若台当局在疫疾流行期中,因沟通不良、决策失当而使人民加重痛苦,那就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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