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载社论说,就在昔日掌控绿营“国安”系统的邱义仁,因为“金援弊案”而沦为吃泡面的宅男之际,新当局在“国安”系统的人事布局也陆续底定,日前公布的“国安会”谘询委员名单,几乎清一色都是由学者出任,这样的组合,至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群书生总不会再弄出个鐽震弊案,甚至再闹出个“金援弊案”了吧!
没错,就是因为负面的示范效应实在太强烈了,才会让各界最近不断的叮嘱准“总统”马英九,千万别再让类似陈哲男、马永成、邱义仁这类型的角色,再在新当局中变身大复活。这个由一群所谓“接近层峰”核心人士隐身幕后,频频交办“老板指示”的年代,应该让它终结掉了。正如同准“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所说的:未来的“国安会”一定会是“正派经营、专业至上”!或是如“准副秘书长”何思因所说:未来的“国安会”绝不会是“行政院”的太上皇!这两个特别的声明,当然就是冲着外界的疑虑而来。
社论指出,不讳言说,民进党执政的这八年间,职掌“国安”系统的首长,并不乏专业人士,其中有不少人也曾相当低调主导若干关键的决策,但这一切都在邱义仁执掌期间“淋漓尽致”的发挥下开始走调,不仅“国安”系统逐渐变成为凌驾“行政院”的太上皇,更经常绕过正常的行政程序来执行“国防”与“外交”政策,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不少都必须要等新当局上台后才能收拾了。
要知道,当一个原本仅具参谋谘询功能的“国安会”,经常性的成为实质的决策单位,甚至还直接介入第一线执行,势必将造成当局许多重大政策的规划,变成由一群并不专业的“核心人士”主导制定,然后再交由行政单位执行。例如当初关系台湾金融体制结构转变的“二次金改”政策,就是循这样的模式拍板,而真正该负最后政治责任的“财政部”,却只有照单执行的份。再例如陈水扁任内多次的“过境外交”,也几乎大部分都由“国安”系统主导,真正专业的“外交部”也只有听命办事的份。
社论直言,也就是因为这一切既不顾体制也不讲章法,才会出现一个原本只擅长辅选的吴乃仁,竟被找来筹组军火买卖的鐽震公司,而必须为“国防”预算负政治责任的“国防部”主管官员,竟然全在状况外!同样的也因为这样,才会让与“金援弊案”这般重大的“外交”任务,竟然交给两个声名狼藉的掮客去穿梭操作,“外交部”唯一的角色,就是乖乖的将十亿元汇到他们私人的户头里!
社论质疑:事关“国防”安全的军售事宜,能这样轻率的处理吗?事涉“外交”战略的“建交”事宜,能这样的荒唐操作吗?如果只是违反决策专业也就罢了,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些操作的背后往往总是埋藏了重大的人谋不臧,动辄数以亿计的公帑可能就这么从人间蒸发了,这中间不仅行政部门无从查核,“立法”部门无从监督、监察部门迟未开张,甚至在捅出重大纰漏后,连“司法”部门的追诉都困难重重。“金援弊案”不就是现成例子?关键人物金纪玖已经找不到了,十亿元追回机率更是渺茫。而如果仅只是巨额公帑的损失那也还好,怕的是许多关系重大的利益也一并赔进去了。
社论指出,也因为这样,新政府会怎么布局“国安”系统的人事,才会受到各界的瞩目,社会舆论也才会再三叮嘱准“总统”马英九,务必以绿营的这些负面示范为戒,千万别再让类似情况重演。马英九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社会期待,以苏起为首的“国安”谘询委员团队,学院出身背景的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组合当然也就决定了这个部门的性质,一群以理论思辨与形势研判见长的团队,最适合担纲的角色当然就是“总统”谘询的幕僚。换言之,这个组合只能够就两岸、“外交”、“国防”的政经战略提供建言,不可能有能耐成为幕后指挥行政部门的影舞者,更不可能越俎代庖介入实际的执行。
社论最后表示,让“国安”系统重建其正面形象最好的机会,就是让它回归到“宪政”上的应然角色,忠实履行其“国安”智囊的功能,让“正派经营、专业至上”不只是一口号,更是一种应然的“宪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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