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应担负起“第四权”角色 免被政客分化

　　“统派媒体”一词是民进党执政送给台湾媒体界的政治“礼物”。在民进党的荒谬词汇中，“统派”几乎就是“卖台集团”。台湾《联合报》今日社论说，当民进党指一个媒体是“统派媒体”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媒体在民主“宪政”上应当及可以担当“第四权”的责任及权利，而欲使台湾人民认为这个媒体是“不爱台湾”的。

　　其实，媒体的政治评论立场，在政党、政策、价值、理念，或风格等政治倾向上有所选择，这不但是自然的，本也是应当的。媒体若支持民进党，这是个别媒体自己的选择，应受尊重；但竟将批评民进党的媒体指为“统派媒体”，却在台湾媒体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

　　社论说，令人痛心者，尚不仅此。在过去几年中，台湾出现了一些支持或依附民进党的媒体，他们在为民进党辩护时，竟然也将站在相对立场批评民进党的媒体同业称作“统派媒体”。彷佛挺民进党的媒体就是爱台湾，批评民进党的媒体就是不爱台湾。

　　“解严”二十年，台湾陷于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二十年；因此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民间还在异口同声地呼喊“破解台湾魔咒，重建台湾价值”。这个场景，媒体当然有无可逃逭的责任；因为，媒体对于曾经发生的执政者的沉沦，没有发挥挽救匡正的功能；对于曾经出现的执政治台时的重大错失，没有发挥有效防范的作用。例如，“修宪”所以修成如今这样一部破败的“宪法”，就媒体的责任言，有些是因媒体其实不懂“修宪”与“毁宪”的界际，有些则是因媒体甘为政客毁宪的护航者。换句话说，“修宪”导致“毁宪”，部分原因正是媒体的失职。另如，在操弄“台湾主体性”与“反贪腐”之间的比例关系，媒体难道不知当如何估算？又如，当一个媒体洋洋得意地指另一媒体是“统派媒体”时，其间是否仍有理性存在？

　　“解严”二十年，台湾民主政治走得如此坎坷崎岖，原因之一也许亦正在于台湾媒体迄今未能建立其专业角色与专业价值。所谓专业角色，就是“第四权”的角色，也就是至少不可为不义的执政者护航；所谓专业价值，就是在是非义理的追求上至少不可成为不义执政者的附庸。其实，也不必陈义过高，台湾媒体若能对于任何执政者皆有“廉能，诚信，爱民”等基本职能的督责，那也就勉可不辱“第四权”的本色了。

　　在“戒严”时代，台湾媒体被威权政治扭曲；曾经身历其境的媒体，应皆是点滴在心。然而，如今“解严”二十年，媒体界却仍然被政治操作及市场区隔而切成两半，未能在同业之间建立以“第四权”为脊柱的专业角色，亦未能在同业之间建立媒体人对执政者无可退让的专业价值共同底线，以致荒谬到出现了媒体人成为执政者声讨“统派媒体”的掌旗官的戏剧性场面。台湾媒体界专业角色的分裂，与专业价值的分裂，亦即未建立“我们媒体界”或“我们新闻界”共同护守的专业尊严，却不幸沦于被政客分化及操弄的境地；这或许也是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重大遗憾吧！

　　每一个媒体都有每一个媒体的缺陷，皆应受到社会公评。但媒体与媒体之间，仍应建立一个“我们媒体界”或“我们新闻界”共同的底线，那是一条媒体以“第四权”的角色必须为社会守卫的共同底线。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曾说：“总统有任期，报纸无任期”。“解严”二十年，经历二次政党轮替，也已经出现了第三位“总统”；果然，有些媒体的存续，比“总统”的执政期长，也比执政党的任期长；因而，倘若期望台湾媒体能够担当超越“总统”及执政党任期的社会角色，亦非不能想象。何况，即使各别台湾媒体的生命有强弱绝续，但台湾民主社会中“我们媒体界”或“我们新闻界”，却有共同的永续生命，共同的永续价值，与共同的永续使命。经历二次政党轮替，台湾媒体人、新闻人应能相信：“总统”有上有下，执政党有来有去，但全体媒体人、新闻人的那一条“我们的”共同底线，一定会愈来愈清楚的！

　　社论最后强调，“总统”有任期，媒体无任期。台湾媒体的角色是“第四权”，其任务是永远的台湾社会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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