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耸起的不锈钢栅栏,将收银台密密实实地封成铁笼;这不是银行,也不是当铺,而是该报昨天独家报导,真实存在高雄县梓官乡的一家小超商。因为被偷火了、抢怕了,老板索性出此绝招自力救济。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载社论说,台湾的治安好不好?这个出现在地方乡里基层的荒谬景象,已足以打破官方漂亮的统计数据。 如果说是民众过度紧张,倒也罢了,该报日前还有另一则独家新闻:“交通部”失窃了一部公务车,结果官员宁可花三万元向歹徒赎回失车,还振振有辞地说:“大家都一样,你是要让车子解体?还是花小钱解决?”一句话当场就让警方的宣导完全破功,当局的威信扫地。
面对治安乱象,当小民对公权力失望,连官员自己也对公权力心虚,如此官民同感,这是多大的反讽? 社论指出,每当选举热季,治安议题总会成为台湾朝野争相提出的重要政见。但“治安不好”又像一道魔咒,喊的人很痛快,听的人有同感,偏偏喊久了,也麻木了。好像治安不好,理所当然,它只是一种喊喊而已的虚功,从没有人认真切实的面对、务实执行去改变它。
治安问题千头万绪,不胜枚举。但有一点起码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治安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但治安却可能一下子就变坏。治安好坏,首重人民的观感和切身的体验,不是靠官方的说理或统计数据来评定。治安要获致人民的肯定,需要长期的累积与扎根,但相对地却可能因为一时的犯罪事件,动摇甚至改变人民的信心,这是治安问题最困难也最需要花工夫的宿命。 面对治安问题,台湾警方最常说的是,犯罪是治安的一环,但治安绝不等于犯罪;因此包括家暴、虐儿、烧炭自杀、黑心食品、性骚扰等社会乱象,常会影响民众对治安的观感,若发生重大刑案或政治纷争时,经由媒体反覆报导,也会影响民众对治安的满意度变化。 社论认为,警方说的有对也有不对。对的是,所谓治安,乃是人类在社会生存活动,而公权力应该提供的一种“治理安全”的总体表现。因此当社会不安宁、不安定、不安全时,有些人便会选择犯罪,而警察只是这种环境病因爆发后的处理末端,所以全怪警察,实在无奈也不公平。 但这种逻辑的相对谬误是,行政部门是一体的,人民走在路上被抢、铁门被偷、存款被骗、被暴力讨债,他的愤怒与不满,除了加害的歹徒之外,不会只对警察,更会直冲行政体系。一味把治安问题切割成前端的环境失调与后端的警察效能,就像寓言故事里的“锯箭法”,最后就会变成其他行政部门怪警察灭绝犯罪不力,警察又哀怨其他行政部门施政不彰,交互指责兼自怜自艾,结果就是不想相互推诿,也会变成麻木无力。 社论表示,台湾当局应该严肃面对的是,社会不安定,治安自然不好,而不是只消极地认为,因为犯罪增加,治安才会不好。只有厘清因果、正向思惟,才能进一步正本清源,从社会的结构面与大环境的改善,逐步建立人民对治安的信赖。而这次该报所推出的治安专题大型调查报导,无论是专家学者、民意调查、地方基层与受害人都指出,经济不振、景气恶化与失业率偏高,是治安败坏的主因;而从整治问题的逻辑来看,只有先针对绝对性的病因处理,才能进一步配合相对的治安警政措施着手。 在该报这次的调查中,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警方各种犯罪查获、破案的数据解读。但包括专家学者甚至警方自己人都坦承,近年来数据统计虽大有进步,但在分类、计算、时机等认定上,还是有不少技巧性的空间。事实上,警方必须扬弃传统上以官方数据诉求民意支持的老方法,惟有真实回应民众的切身感受才是正途,数据固然可以参考,作为内部管控的工具,但不能引为自保、升迁的唯一法宝,甚至滋生为争取专案绩效不择手段、乃至只顾大案、不理小案的流弊。 社论最后指出,政治人物难道没有想过,用嘴巴拼治安真的飙得到选票吗?而当局愿不愿意用拼政治的十分之一力气,好好地从改善大环境上去拼治安?在真拼与假拼之间,再回头看看高雄县的铁笼超商、听听“交通部”失车官员气人的真话,人民真是傻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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