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水扁想要以补核定“绝对机密”的方式，将“机要费”弊案的证据及笔录全部掩藏起来，借以阻止审判；虽然台北地方法院已裁定驳回，但因陈水扁将提抗告，审理程序势将因而再度受到干扰及拖延。 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陈水扁和吴淑珍利用假发票诈领“机要费”的犯行应是罪证确凿，否则陈水扁就不必如此甘冒大不韪，违法核定绝对机密，企图掩藏证据。如果一审宣判能拖到大选后，而且若下届“总统”又是民进党胜选，则陈水扁的贪腐罪行即有获得大赦或特赦的可能。这应当就是陈水扁的如意算盘。 “大法官”作成六二七号解释，创设所谓“总统之国家机密特权”，当初考量何在难以臆测；但是，陈水扁的言行举止反覆投机，已是全台皆知之事实，“大法官”其实应当想到陈水扁会利用“大法官”创设的“总统之国家机密特权”，冲撞出阻挠审判的“巧门”；如今，当吴淑珍故意称病连续十余次拒不出庭的戏码，实在演不下去时，果不其然，陈水扁打开了这一道巧门。因为，即使台北地院的裁定理由写得再好，陈水扁都有依“大法官”解释内容，提起抗告的“权利”；而这一抗告，不知会将审判再拖延多久？ 社论点出，依“大法官”解释创设的“特别抗告程序”，高等法院首须推出一名“资深庭长”担任“特别合议庭”的审判长，再配合四名法官审理陈水扁的抗告。而在“特别合议庭”作出裁定前，原处分或裁定应停止执行。换言之，即台北地院驳回陈水扁核定绝对机密、要求返还证物的裁定停止执行，陈水扁的要求仍处于未定状态；既然如此，须以证据为审判基础的“机要费”弊案，自然也无法进行。这就造成了拖延效果。 能够拖多久？坦白说，没有人知道。“大法官”有此创见，却未更精细地创设完整的“特别抗告程序”，仅含糊谓“其余抗告程序适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于是，仅就抗告程序方面，陈水扁的律师就可能找出许许多多的方法，来拖延高等法院的审理程序。陈水扁在高等法院拖延，和在台北地院拖延，效果都是一样的。 例如，这种“特别抗告程序”的抗告期间如何计算？抗告的程式即书面及理由须如何提出？原裁定法院有无审查其程式，并在认为程式不合法且不遵期补正的情况下，裁定驳回其抗告之权？抗告法院即高等法院的审理程序为何？若就裁定理由之一，即台北地院认定陈水扁补核定行为只在掩饰犯罪进行审理，难免触及陈水扁及吴淑珍犯罪认定问题，非进行实体调查不可，则岂非高等法院提前审理本案？未来参与抗告裁定的法官是否均须回避？而高等法院裁定后，还可不可以再抗告？这些都是暧昧不明的地方，处理起来均甚旷日废时。 社论认为，陈水扁此举，真正的目的就是拖延审判，而且也达到了目的。这是“大法官”六二七号解释的罪过。台北地院在裁定中说，陈水扁和吴淑珍是共犯，仅因“总统”身分而未受追诉，本不应干扰审判，以示尊重台湾“司法”权和审判独立，但陈水扁却“有失恪遵‘宪政体制’的职责……竟以不合法方式核定本案卷证为机密”。台北地院裁定中的这番话，是说给有人格的人听的，说了才有效果；但陈水扁是何许人？“吴淑珍一审有罪就下台”的承诺都可以吞回去，“大法官”闭门造车的特权还有不大加利用之理？陈水扁能否将罪证吞回去，而抗告程序究竟要拖多久，端看高院的法官们是否有维护台湾“司法”权和审判独立的决心及勇气。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若因抗告程序使本案在陈水扁卸任前不能完成一审，尚有何正义可言？ |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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