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10月下旬访华。对于这一“破冰之旅”,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这不只因为它可能预示着受所谓“南海仲裁案”冲击的中菲关系逐步恢复正常,也因为中菲关系的走近可能导致美菲同盟关系疏远甚至破裂。然而,杜特尔特的北京之行似乎并不轻松,在他要和中方讨论的一系列问题清单中,至少有三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第一,如何处理仲裁裁决问题?7月12日仲裁庭做出的最终裁决,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偏袒菲律宾的不公正裁决,对此中国重申了“不接受、不承认”的一贯立场。“不接受”就是不接受一切以裁决为基础的主张和行动;“不承认”就是不承认裁决的所谓“有效性”和“拘束力”。而作为“赢家”的菲律宾,要求它完全放弃裁决也绝非易事。

　　就杜特尔特本人而言,虽然没有明确坚称中菲关系的改善必须以裁决为前提,但他也没明确说要放弃裁决,反倒是有时表现出在这一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和左右摇摆。分析他的这一立场背后的国内和国外政治因素,不难发现他所受到的各种势力的牵制。

　　其一是美日。作为菲南海仲裁案的幕后操纵者,美日不仅在裁决出炉后第一时间表态支持裁决、认为裁决有“拘束力”和要求当事方执行裁决,而且利用各种多边场合向中国施压,试图将有关裁决的内容强行纳入“亚欧首脑会议”“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等会议的联合声明。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裁决后先后到访菲律宾,意在进一步向菲律宾施加影响,拿出“胡萝卜”和“大棒”要求菲律宾必须要以裁决为基础来与中国讨论中菲双边关系的改善。

　　其二是菲国内亲美政治势力的影响。这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阿基诺三世和罗萨里奥等人,对他们来说“南海仲裁案”是他们执政期间的重要“政治遗产”,因而不会对杜特尔特将裁决抛在一边的做法坐视不管。由此可见,杜特尔特在如何处理裁决问题上确实面临着两难选择。他的北京之行最终怎样跨过这道“坎”,考验着他和他的团队的智慧。

　　第二,如何处置菲美军事同盟威胁中国安全利益问题?长期以来,菲律宾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菲律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国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和实施“亚太再平衡”的主要支点。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菲律宾把自己完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扮演了美国在推进“亚太再平衡”过程中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急先锋”角色。然而,杜特尔特政府否定前政府的亲美路线,主张“自立外交”和“平衡外交”,刻意和美国拉开距离。如:要求美军从南部棉兰老岛撤离、决定搁置与美军在南海的联合巡航和军演计划,甚至叫停菲美每年举行的28次联合军演。如果最近杜特尔特连续作出的表态成为现实,美菲及日本等国与中国对决的南海局势可能一下子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真正关心的不是菲美同盟存在的本身或这一同盟是否真正出现裂痕,而是菲美同盟的存在是否针对中国和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中国的安全利益。有关分析人士指出,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菲美安保联盟仍将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不会从根本上崩盘,也许只是不能指望其向前推进而已。所以只要菲美军事同盟存在、只要美军可以以任何方式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其针对中国的一面、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尤其是南海海洋权益的威胁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特尔特的北京之行似乎很难不涉及菲美军事同盟中的“南海因素”和中国“安全关切”。

　　第三,能否实现菲渔民重返黄岩岛捕鱼问题?自从2012年5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国实现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实际控制后,菲方一直把“恢复”菲渔民在黄岩岛海域的捕鱼权问题作为解决中菲南海争议的目标之一,并在仲裁“诉状”中指责中国“非法阻止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进行传统捕鱼活动”,要求仲裁庭对中国执法活动的“非法性”作出裁决。对此,仲裁庭在其7月12日的裁决书中裁定:中国执法力量在黄岩岛阻止菲律宾渔民的捕鱼活动属“非法”,要求中国对菲渔民在黄岩岛的捕鱼权给予应有的“尊重”。

　　然而在中方看来,中菲黄岩岛之争并非“主权”或“捕鱼权”之争,而是自1997年以来菲律宾试图单方面实际控制黄岩岛所引发的中菲围绕黄岩岛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而此次杜特尔特的北京之行如果提出“黄岩岛捕鱼权”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使中方认为菲方有意利用裁决结果向中方施压,这显然突破了中方的“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的底线。

　　但从菲方角度看,能否在黄岩岛捕鱼权问题上取得“突破”或“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杜特尔特的北京之行成功与否。为不让黄岩岛捕鱼权问题影响中菲关系改善的大局、避免双边会谈可能因此陷入“僵局”,在要求菲方尊重中方对黄岩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的前提下,探讨包括黄岩岛周边海域在内的中菲南海大范围渔业合作协议,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中菲关系因仲裁案的影响跌入建交41年以来的低谷,这是中菲两国人民和一切有识之士都不愿看到的。但是时过境迁、雨过天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菲关系将因杜特尔特的北京之行走出低谷、稳步前行,我们期待中菲两国政府找到解决南海争议、管控南海危机的有效途径,既为了让南海恢复宁静、也为了让南海问题不再困扰我们。(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