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与贸易伙伴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仍在与欧盟国家艰苦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美国总统奥巴马付出最大精力追求的两大贸易协定遗产，眼看都要落空。

　　当前，TPP和TTIP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遭到猛烈抨击和彻底否定，与美国之外的反TTIP声势已经形成相互加强的循环。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奥巴马政府和欧盟机构都在努力，但这种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无望的挣扎，而不是胸有成竹的布局落子。

　　TPP和TTIP谈判相继发生波折，带来的警示是什么？

　　首要警示毫无疑问是：放弃对美国的无条件迷信，不再盲目相信美国决策层英明神武，相信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想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做成。颇具意味的是，就在欧洲一些国家公开反对TTIP而掀起轩然大波的8月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借访华之机正式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鉴于美国一贯阻挠其盟友和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这个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国家申请加入，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显示西方阵营内部越来越多地放弃了对美国的迷信。

　　TPP和TTIP谈判相继发生波折，还表明，美国力推的这两份“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中，有些内容未必代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而可以想到，美国主张的规则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否代表着更高的效率？有没有夹带私货？这些都要打个问号。

　　越南等国家应该看到，当初它们为与美国达成TPP协议，不得不接受了美方开出的一系列可能给其国内政治稳定埋下隐患的条件。假使TPP如期通过，这些隐患迟早会爆发；TPP若长期悬置，可能在这些国家内部引发新的政治斗争，昔日拍板接受美国TPP政治条件的领导人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美国、欧盟权力体系内部在自贸协定问题上四分五裂，这不仅表明美欧政治体制在凝聚共识和行动能力方面出了大问题，同时也表明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策略出了问题。冻结多哈回合谈判，另起炉灶启动TPP和TTIP，达成更符合美国心意的区域协定，以此侧面包抄世贸组织多边谈判，迫使世贸组织多边谈判接受更多的美国主张。这套策略在上世纪90年代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侧面包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相当奏效。但到了今天，由于国际实力格局变动，美欧内部行动能力削弱，同样的策略就未必能如同20多年前那样奏效了。

　　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见不及此，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不少对外决策都掺杂了太多个人私利和动机。为了创造政绩，对于多数出身法学专业背景、甚至有律师执业经历的美国政治家和高官而言，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干出实实在在成绩相比，去制定新的法规、贸易协定更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新的法规、贸易协定的执行成本和真实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当次要地位去考虑的东西。

　　与美国借TPP排挤中国的做法相反，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中国并不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作与美国主导的TPP“打擂台”的工具，而且中国有意愿、有信心与贸易伙伴把RCEP建成一个更可预期、更稳定的区域自由贸易平台。（梅新育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