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对这一重要的海湾战略盟国进行访问，并出席于21日举行的美国—海合会峰会。媒体将奥巴马此访称作一次“告别之旅”。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分别于今年1月、4月访问了沙特。克里访沙是因为1月16日伊核问题“执行日”刚过，美国对伊朗即将解除制裁，美国需要安抚盟友沙特那颗“受伤的心”。卡特访沙既为重申美国对沙特的防务承诺，又为奥巴马的访问打前站。近日，美国和沙特正为“9·11”事件追责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奥巴马此时前往，恐怕只能做表面安抚，无法抚平美沙之间的深层裂痕，也难为其中东政策解困。

　　访问中，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沙特国王对奥巴马的到来表现出“礼貌的冷淡”，而沙特国家电视台甚至连“一张简单的合照”都没有直播。

　　美沙裂痕由来已久

　　美国与沙特之间的问题应该从2001年说起。“9·11”后，美国舆论一度将沙特视为恐怖主义的金主和掩护国。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未能阻止以色列对杰宁难民营的攻击，沙特认为美国无法控制以色列，对美国开始失望。而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使伊拉克的什叶派掌权，“两伊平衡制约”的格局被打破，沙特的宿敌伊朗的实力获得显著增强。2006年，美国支持以色列轰炸黎巴嫩，使伊朗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得势。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将美国重心“转向亚太”的战略决策，减少在中东投入，沙特感觉到被抛弃。而在“阿拉伯之春”中，美国在埃及放弃了与沙特交好的穆巴拉克，在叙利亚不愿武力推翻阿萨德政府。这些事情都令沙特极为不满，美沙关系一直在恶化。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推动伊核谈判作为其在中东的主要任务。奥巴马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终于在2015年达成了伊核“全面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完成在核项目上的承诺，美欧将取消所有制裁，对沙特来说，美欧长年来对伊朗的“遏制”政策将化为乌有，这无异于“放虎归山”。更让沙特难以接受的是，美国与伊朗关系今后还有可能在其他领域缓和，甚至可能借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进一步“和解”。这使沙特感觉美国在扶植自己的敌人，真正感到了被美国“背弃”。而美国由于页岩革命，对沙特石油的依赖减少，在中东采取适度收缩的态势，沙特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由此，沙特对美国的不满逐渐升级。先是尝试稀释对美国的依靠，多方位发展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德国的关系，又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创出了联合国历史上的头一遭，然后径自在也门与伊朗打起了“代理人战争”。沙特还高调宣布与30多个国家另起炉灶“反恐”，成立“伊斯兰军事联盟”，在利雅得设立联合行动中心。今年1月，沙特还不顾美欧的人道主义呼吁，处决了47名囚犯，其中包括什叶派教士奈米尔，该事件直接引起沙特与伊朗断交，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今年美国《大西洋月刊》4月号刊登的《奥巴马主义》一文中，奥巴马私下批评沙特侵犯人权的言论被公开，他还呼吁沙特与伊朗“共享”中东，并停止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战争，批评沙特向其他穆斯林国家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教派”。奥巴马言论一出，受到沙特媒体广泛批评。前沙特驻美大使费萨尔亲王称，奥巴马“指责我们煽动海湾地区的教派争斗，又要求我们与伊朗共享和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侮辱”。

　　就在近日，有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新法案，要求取消涉及在美国本土搞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的司法豁免权。司法豁免权如被取消，沙特政府将可能被追究在“9·11”事件中的责任。白宫表示，新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导致美国公民在海外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而一些议员及“9·11”罹难者家属则反对奥巴马“一直袒护沙特”、阻挠对沙特官员的调查。沙特外交部长朱拜尔警告美国国会议员，如通过追究沙特政府在“9·11”事件中的责任，沙特将出售高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在美资产，以免这些资产被冻结。《纽约时报》称，这是美沙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信号。

　　奥巴马陷中东政策困局

　　美沙之间的裂痕日积月累，几次“安抚之旅”只能从表面上缓和态势，美沙之间在对自身利益的界定问题上渐行渐远，奥巴马坚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中东“适度撤出”，致使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全面松动。这其中反映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陷入困境，既存在缺乏整体战略、考虑不周的问题，也是由中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决定的。

　　首先，缺乏整体战略是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伤害盟友的根本原因。奥巴马坚持用“对话”和“接触”使对手接受国际体系的管束，最大程度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但其推行过程注重“逐事处理”和“遇事反应”，在中东缺乏整体战略和地区图景。在伊朗问题上，核不扩散是奥巴马长期坚持的个人理念，但他将伊核谈判与伊朗的地区行为分割，将美伊态势缓和与全面改善关系分割，一方面要解除对伊制裁，相当于给伊朗松绑，另一方面又反对伊朗扩大地区影响，但又对其支持的地区组织无力应对。而给伊朗松绑势必引起美国中东盟友的不满。奥巴马过分重视在“核不扩散”领域留下遗产，而对伊核协议带来的地区影响考虑欠妥。

　　奥巴马还急于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塑造其“和平总统”的形象，对于“后撤军时代”的中东局势却没有统一的勾画，造成中东恐怖组织崛起，多国陷入动荡，留下的乱摊子却要盟友自己来收拾。

　　其次，过分坚持“慎武”原则使盟友对美国缺乏信任。奥巴马坚持在外交上“不做蠢事”、“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必须提高”，这是从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中得出的教训，也是其个人外交理念的体现，但奥巴马对“慎武”理念过分执着，引起盟友的不满。

　　未对叙利亚动武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奥巴马给叙利亚政府划出“移动和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就会做出反应”的“红线”，但当美国认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武”后，奥巴马却又“高举轻放”，决定不对叙利亚动武，把叙利亚“化武问题”交给联合国。舆论表示，这是对“美国信用造成的持久伤害”，“奥巴马提前结束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沙特更是用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表达不满。此外，奥巴马虽宣称打击“伊斯兰国”是其所剩任期内“最紧迫的首要任务”，但依然在空袭的规模上慎之又慎，打击效果有限。

　　而且奥巴马对动武的不情愿被宣扬得人尽皆知，实际上过早暴露美国的政策底线，而且丧失了军事手段的威慑作用，使得与美国有敌对态势的国家和组织更加“有恃无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奥巴马发表以“慎武”为主旨的“西点军校讲话”后表示，伊朗不需对美国的武力威胁太过担心。

　　再次，中东问题本身存在复杂性，奥巴马“直线思维”式的中东政策难以应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非常明晰：在“转向亚太”的同时，在中东“适度撤出”，即限制投入，对乱局相对超脱，谨慎使用武力，更多依靠盟友承担责任，同时力推巴以、伊核、叙利亚三大和谈。但奥巴马的“美式政策”在中东的土地上却有些“水土不服”。

　　如巴以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哈马斯与以色列处于对峙状态，虽然克里不厌其烦地穿梭，但双方缺乏最基本的和解动力和条件。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力量壮大，什叶派代表伊朗与逊尼派代表沙特的地缘争夺渗透进中东乱局的方方面面，再加上各种派别的政治、宗教极端主义，使得美国“借力打力”往往难以分清敌我。海湾国家将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放在第一位，打击“伊斯兰国”仅从属于该目标，它们还不顾美国的反对，支持叙利亚境内极端反对派，土耳其将打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视为第一要务，而库尔德武装正是美国要依靠的，“小伙伴们”心思各异，美国组织的反“伊斯兰国”联盟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东国家还面临自身的发展问题，许多国家面临巨大财政赤字和外债，低油价使海湾国家收入减少，更难支撑脆弱的体制，对于它们来说，首要的任务是维护政权稳定，而不是承担责任实现美国的利益。

　　此外，美国的实力也存在有限性。自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实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对外信心下降，受预算限制无力加大对外投入。而与此同时，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体兴起，权力越来越分散化。美国仍有信心与小型现代国家开战，但却不知该怎样对付“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更不知道该如何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这使得奥巴马团队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对美国控制中东的能力有所质疑，对是否有义务稳定这个难以控制的地区持保留态度。

　　奥巴马任期仅余几个月的时间，其坚持的中东“适度撤出”政策及“慎武”原则不会改变，中东战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余下的时间，他将在中东主要聚焦两件事：一是在叙利亚和谈问题上再努一把力，如叙利亚问题在其任内取得突破，无疑又是“外交遗产”一桩，即使不能取得突破，也可将其推入政治解决的正轨；二是修补盟友关系，包括与以色列及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此次访沙之行即为其修补盟友关系的重要一步。然而，从访问情形看，盟友关系的进一步修复，很可能要等到美国下任总统上台，采取力度更大的安抚措施，以修补长久以来受损的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