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之一，是各大医院的挂专家号难。一张微不足道的 “号”，是病家求医的符号，现成为号贩子的生财之道。高价倒卖专家号，使求医者看病难雪上加霜。此前，一则“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北京警方随之开展打击号贩子专项行动。然而据北京媒体报道，春节刚过，刚刚遭重拳打击的医院号贩子又死灰复燃。

　　号贩子业已成为京沪各大医院门口的一块牛皮癣。又痒又臭，挥之不去，治了多次，收效甚微。刮一阵风，好一点，风头过去，依然故我。抓进去，顶多关几天，放出来又重操旧业。号贩子的炒号手段也“与时俱进”。实名挂号难以有效地制服他们。他们利用虚假身份信息抢下网上的号源，再用真实患者信息替换，实名制成了虚有其表的“稻草人”，付款则用微信支付，你也抓不到买卖的真凭实据。

　　利之所趋，是号贩子生意屡禁不绝的根源。他们做的是没本钱的生意。有的是“单打”，有的是“双打”，有的使用苦肉计，还有结成团伙行动。一进一出，费力很少，获利可观。据知情者透露，一天倒几个号，收入有上千元，票贩子的月收入竟有三万多元，“生意”好的时候，还不止此数。一个普通医生的收入，则远不能及。

　　有人问道：“是谁给了号贩子挣钱的机会？”我看是现行的医疗制度给了他们赚大钱的机会。号贩子是现行医疗制度这棵树上长出的一个毒瘤。三甲医院大门开，全国病人都能来。加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名医屈指可数，粥少僧多，专家号奇货可居，号贩子于是有大钱可赚，抢到了号等于抢到钞票，甚至有报道称，一些大学生也欣然加盟。

　　公安部门对号贩子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整治行动，均是治标不治本。治本之道应是强化医疗体制改革。这里，不妨借鉴一下新加坡的经验。

　　在新加坡看病是不用挂号的。一个电话打过去，实名预约，报一个身份证号码，述说病情，就可来看病。关键的机制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医生凭借自己多年成就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且有相当高的收入。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收取的诊费最低，收费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医疗和服务收费均很高。医生的付出与收入成正比例。所以医生成一项令人羡慕的职业。

　　借鉴新加坡纸这面镜子，最要紧的一点是医生按不同的职称收取不同的诊疗费用，而不是挂一个号就能看病。时下，全国各大医院的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存在巨大牟利空间。挂号费几十年不变，早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尽管我国的国情与新加坡不同，但这个分级治疗和分级收取诊治费的办法，是完全可以借鉴的。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将大幅度提高医生的收入，可以有效地促使病人分流治病。如果各大医院门庭若市的景象得到改变，号贩子的活跃空间将大大减少。

　　参考新加坡的做法其实并不难。我们要积极推动分级诊疗的办法，把常见病往下引，把疑难病往上拉；同时促进社会办医，满足患者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并改革以药养医的恶劣弊端。对患者来说，要树立大病、小病到不同医院去治疗的观念。一样能治好病，何必都到三甲大医院去轧闹猛？真正的疑难杂症，才花大钱到大医院找名医治病。小病患者都跑到大医院看病，既挤占公共资源，又造成资金浪费，显然是多此一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疗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号贩子自然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