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的报道称，IMF 成员国正在对美国政府“失去耐心”。法新社则报道说，华盛顿否决改革的行为，正损害IMF的可信度。

　　美国国会在IMF份额改革的“拖延”已经引发包括盟友在内的众怒。正在举行的2015年IMF和世行秋季年会，IMF份额改革问题在一开始就成为焦点话题。

　　IMF的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表示，“有鉴于改革对IMF可信度、合法性和效率的重要性，我们再次确认，尽快落实改革仍然是头等大事，并敦促美国尽快批准2010年改革方案”（注：2010年IMF 通过的关于份额改革的方案，美国政府已批准，但遇阻国会）。

　　IMF总裁拉加德在年会上“敦促”，美国今年年底前批准该方案。IMFC主席、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也表示，对美方拖延2010年改革方案的落实“深感失望”。

　　印度财政部长杰特利向IMF委员会强调，“改革不应该被无限期推迟”。

　　印度央行行长、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近日表示，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变革工作方式，以反映新兴市场需求。而拉詹本人也是IMF总裁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2010年制定的改革方案，将让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跻身为IMF前10大股东，但仍需要美国国会的通过。这让那些努力争取更多投票权的新兴市场感到沮丧，并促使欧洲方面对美国孤立风险发出警告。

　　美国国会的心思

　　如果说IMF的改革方案让美国吃亏，从而引发其抵触心理，这种理由容易理解。但事实上，真正“吃亏”的是欧洲国家，美国的权力和利益并未受到多少削弱。

　　即使改革方案得以正式落实，美国在IMF的投票权仅是从原先的16.75%下降至16.5%而已。这意味着，美国依旧拥有在IMF的“一票否决权”，因为在IMF任何重大决策必须达到85%的通过率。

　　为什么在不伤及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以国内两党政治及国内财政状况为由挟持IMF改革？

　　有人说，是为钱。美国共和党否决IMF改革计划核心内容就是，美国要向IMF增资650亿美元。但在其他国家纷纷计划向IMF注入更多资金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

　　分析认为，美国更为担心IMF的改革会成为一个趋势性的转折，一旦改革得以实施，那么以后可能会有更多次的改革，最终令美国失去“一票否决权”。

　　此外，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改革后将在IMF拥有更大话语权，这也是美国屡屡拖延的关键原因。

　　还有没有“之后”？

　　世行和IMF最高负责人由美国和欧洲分别推荐，而亚洲开发银行最高负责人由日本委派。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但惯例最容易被不断变化的实力所打破。在呼吁多年未果之后，对于发达国家主导局面的失望使得新兴市场国家转而支持其它平台。与此同时，要求IMF最高负责人由新兴市场国家人士担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今年5月，《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行将死，IMF命运如何》的文章，称亚投行的成立为世行写下了讣告，IMF的命运也令人担忧。

　　不管承认与否，IMF本身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弱化。一方面，传统强国反而没钱，筹钱离不开新兴国家。另一方面，各个区域性平台的快速发展，无疑对IMF是一种压力。

　　当然，IMF不会坐以待毙。它已经启动自身改革，拥抱“新的多边主义，以求得可持续的未来”。去年12月11日，在对美国的拖延再次表示“失望”之后，拉加德发表声明称将自今年1月起讨论“改革B计划”。

　　根据目前流行的版本，无论是把美国排除在外，还是降低85%的投票红线，都是一种“绕开美国”的改革。但在“一票否决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这些做法在理论上都行不通。

　　也有智库提议，有两个途径能迫使美国在该问题上屈服。一是将2012年拉加德提议设立的临时双边额度永久化，目前有38个国家参加了该计划，资金池达到了近5000亿美元。而美国并未参加。如果变为永久性安排，相关决策权将由出资国拥有。另一个途径更为冒险，就是放弃2010年改革计划，与美国政府协商一个通过门槛更低的新版本，该版本只需要得到美国在IMF的代言人——美国财长杰克·卢同意即可。而杰克·卢一直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IMF改革方案。

　　但这些都是外力施压，最佳的方案当然是美国自身能够有所妥协。对此，包括拉加德在内的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期待。美国不傻，但也要看能否抓住时机，否则，真的没有“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