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一个世纪性构想，它将要带领中国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学界讨论并不充分，在国际社会中也是迷惑不清，很多人都不清楚中国到底要干什么，“一带一路”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已经开始掀起了一场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讨论，一些著名智库比如CSIS、新美国安全中心等纷纷出台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打破现行规则，尤其是在海洋领域中咄咄逼人的行为正在亚太地区引起新的安全困境。显然，以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影响力而论，“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会重新勾画世界政治经济地图，不仅沿线国家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秩序，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都将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国际社会并不担心国际秩序会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受世界权势结构、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变化的影响，国际秩序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要想保证国际秩序不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更关注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国际秩序变化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还是消极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有关各方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机遇还是挑战，以及此种国际秩序的变化是通过平缓的方式还是以一种冲突和暴力的战争方式。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一带一路”将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一、“一带一路”意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倡议，必然体现着中国领导人对当今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走向的判断。2013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第一次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明确判断。此后，习近平在众多场合不断谈及“命运共同体”，赋予了命运共同体以丰富的内涵。2015年3月28日，在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建设目标从命运共同体扩展为三个共同体。

　　关于三个共同体的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4月8日-10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做过解释，提出构建亚洲共同体要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在李克强看来，利益共同体更多指贸易和投资领域，强调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共同发展、互惠共存、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主要强调各国发展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产业互接互补是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强调通过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系牢经济联系的纽带，抓住创新发展的机遇，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推动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责任共同体主要强调安全领域，认为各方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推动安全对话和磋商，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从李克强的解释来看，三个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五通”形成对应关系，其核心在于共同打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架构。

　　显然，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并非是一种正式的国际秩序，而是一种非正式、不成文的区域合作观念和合作路径。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命运共同体”就被作为一种合作共赢的观念而被明确提出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国纪平的文章《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对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全面的梳理和解释，将其作为中国所持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蕴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是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理想愿景和建设目标，也是中国世界前途和中国道路的一种战略判断和战略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着当前和今后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走一条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不过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道路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中国道路在欧亚非和南太平洋地区范围内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验，它看重的是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二、核心是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理想愿景和建设目标，它力图解决什么样的世界问题，以及与其他关于未来世界的理想愿景有什么区别，其核心和本质是什么？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需要首先了解当今世界发展遇到的困境和问题。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走了一条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推动下，先是通过发起对外扩张，建立了殖民帝国体系，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打击下，殖民治国体系分崩离析，整个世界又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峙的体系，美苏冷战也曾经将世界搅动的不得安宁。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因苏联解体而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全球化、信息革命、民主化等浪潮，竭力缔造所谓的“新美利坚帝国”。然而，美国的此种努力引发了“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和量化宽松政策，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反而令局势更加复杂。近年来，不仅世界经济低迷、地缘局势动荡、恐怖主义危机、文明之间摩擦，而且美国实力也相对衰落，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世界步入了一个新的格局转换时期，西方学者甚至惊呼人类正在走进“失序的世界”、“后美国世界”。总结近代以来西方推动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在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下，西方国家长期执世界发展之牛耳，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强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认识论和思维方式，此种思维方式追求胜者全拿，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和文明的光亮，把其他文明看作是“黑暗的远方”，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始终无法摆脱一己的利益考量，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笃信穷兵黩武、强权独霸，坚持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历史证明，此种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主导下的社会发展道路不仅不是整个人类发展的福音，反而是制造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正是针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存在的问题，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以中国道路来纠正和超越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一种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这一系列创新的主旨在于弘扬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道路创新。总结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最突出的特征是技术依赖和单一中心，西方现代化的每一轮大发展都是以技术革命为前提的，蒸汽技术革命带动了以英国为中心的第一轮现代化高潮，电气技术的革命带动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第二轮现代化高潮，交通信息技术革命带了整个以西方发达国家群体为中心的第三轮现代化浪潮，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大发展。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浪潮，在本质上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国家为本位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现代化道路在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大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停滞、曲折和苦难。正是从纠正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强调要顺应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趋势，推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确立共享美好未来的利益支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单一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相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是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是追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根本上是一种共同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国家单独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创新。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催生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包括“西化”或“欧化”论、工业化论、现代化过程论、现代化模式论等。然而，所有这些现代化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为中心，强调个人主义、世俗化、自主化、专化和分化，标志是学术工业（academic industry）的兴起，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理论越来越专，每个人被定格在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格子里，成为理论专家。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它强调以人类为中心，不是前现代的血缘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正和游戏，而不是你赢我输、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其中，理解新现代化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共同体内涵。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他从社会契约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契约一旦缔结，“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由人民结合成的集体，因此个人服从集体的‘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人民则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上那些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对于不同共同体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各种共同体都会逐渐发展，随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会使民族界限逐渐泯灭，形成世界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日益紧密的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在这一理论体系，将是多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现代化。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现代制度的制度创新。近代以来，在现代化推动下，在发达国家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并认为此种价值观是代表先进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观，这些普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可以一统天下。在这些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确立了人民主权、市场经济、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政治、基本人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然而，这一现代制度体系在发达国家获得巩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移民冲突、宗教冲突、性别矛盾等，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学界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协商民主论等新制度来修修补补，创造了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G20等众多新制度，竭力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强调超越时空束缚，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比如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但不结盟；重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强调包容开放，交流互鉴。所有这些观念都致力于改革现有制度体系，而非抛弃现有制度体系。此种改革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体系内推动其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合理。

　　综合上述三个看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制度，站在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其本质在于推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而存在，必须确立命运与共、风险共担的责任意识，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危命运而努力。

　　三、落脚点是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最后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选择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很多人在理解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的原因时，往往从传统战略思维去思量，将“一带一路”理解为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带来的压力，或者理解为中国拓展势力范围或者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等。所有这些理解都是在现有哲学认识论和传统现代化理论框架内思考的产物，如果从传统理论的角度观察，也的确能够说得通。但是，所有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狭隘的，没有看到中国在哲学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化。

　　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两者是相互滋养，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崇德尚义，重礼尊乐，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自先秦子学开始，尽管有百家争鸣，学派纷呈，莫不以追求天人合一为使命，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秦汉之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导的经学传承不息，天人合一始终是一条主线。千百年来，尽管政制变迁，政统轮替，但道统保持了一致性，成为中华文明保持延续的精神之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尽管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受西方文明的压抑，历经苦难，但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也是在中华文明中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理想的产物。如果能够弘扬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己及人，建设一个更加太平、繁荣的世界，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从认识论上来看，中国不同于西方文明中的“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而是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等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张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它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阴阳关系，此种阴阳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注定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也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更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平相处之道，寻求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而非关注某一局部的利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来看，尽管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有序竞争，通过理性的选择超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超越制度、观念和信仰的束缚，寻求最大程度的共同利益，从而掌握我们的共同命运。如果没有中国阴阳一体认识论的支持，此种乐观的判断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从方法论上，中国倡导中庸之道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吻合。在中国文化看来，中庸强调中正平和，不偏不倚，认为过犹不及，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最主要的方法论就是中庸，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所有这一切都贯穿着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已经贯穿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中国梦”的提出，还是“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说到底，“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而“一带一路”所承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也必将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程。在新的实践探索中，古老的中华文明之精神必将与时代潮流和多样化的国情相结合，它不是简单地复兴古老的文明，而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在新的时代创造性转化和提升，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伟大文明。

　　“一带一路”的启动，犹如拉开了新的历史大幕，一条从西太平洋的连云港，到印度洋的瓜达尔港，从世界岛腹地的古都西安，跨越一望无垠的欧亚大平原，最终通往北大西洋的阿姆斯特丹，一条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洲际经济大走廊已经开始启动。在这条大走廊上，承载着过去千年的丝绸之路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老梦想，承载着人类对未来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和期待，是整个人类理性智慧的创造，是一次涤荡战争和冲突阴霾，追求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伟大长征。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人类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华文明必将因作为链接历史和未来的桥梁和纽带为受到世界范围的尊重，而且她自身也在这种世纪努力中实现凤凰涅槃的重生，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