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民心是否相通，是否夯实了坚实的人脉基础。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能否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作为一项沟通多元文明、众多族群和国家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跨越藩篱，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特别是能否建立起纵横交织的社会交流网络，以互联互通的社会网络替代界限分明的民族国家支撑起“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架构。

　　从历史上来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东西方历经千辛万苦，跨越了种种障碍，缔造了著名的古丝绸之路，自此人员川流不息，商贾络绎不绝，文明兼容并蓄，缔造了不同文明包容发展的范例。尽管这条道路以丝绸命名，但却并不仅限于丝绸，而是涵盖了技术、商贸、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族群等众多内容，既是一条东西方经贸交流之路，也是一条多元文明交流之路，它以“和平合作、包容开放、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搭建了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桥梁，为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对话交流做出了显赫的贡献。然而，由于奥斯曼土耳其阻断了东西方交流的陆地通道，迫使世界各国转而寻求海上通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及其随后的工业革命发轫，世界范围内经贸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更多通过海洋进行。这一转变在缓解了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陆路瓶颈的同时，也加剧了古丝绸之路的迅速衰败，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国家与国家因战乱而导致的历史恩怨、不同族群和教派之间的纷争交相叠加，人类社会在陆路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冲突循环，恶化了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也阻碍了民心相通和文明对话，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温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复兴古丝绸之路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跨越阻碍民心相通的各种障碍，重新打通多元文明沟通的陆路和海路通道，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国之交在民相亲

　　理解“一带一路”有不同的视角，在不同视角下观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传统主义国家中心论视角观察，“一带一路”要想跨越国家边界除了诉诸战争和征服之外别无他途，而且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造福邻国更是与提升一国对领国权力和影响力的初衷相悖。在国家中心论看来，只有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才是决定“一带一路”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国家之间竞夺权力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一带一路”是一项难度极大且不可为的事业。在自由主义者视角观察，决定“一带一路”前景的关键因素是是否确立起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和承载这些观念的制度规范，以及这些制度规范是否对企业、NGO和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中国真正应该坚持的方向是加入以欧美国家为领导的国际主流社会，通过逐步改变自身来影响世界，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社会建构主义者不同意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和自由主义者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强调认识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念和认识的挑战，由于当代国际体系是在西方观念主导下创建的，推进“一带一路”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的观念冲突，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复杂的观念差异，要想统一观念，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决非易事。显然，主流理论尽管立场不一，但大多对“一带一路”的前景并不乐观，诸多讨论中多数意见认为“一带一路”应当谨慎推进，不可冒进。

　　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观察视角的问题。如果不能走出既有的理解国际关系框架，要想理解和洞悉“一带一路”的意义及其前景是很难的。“一带一路”之所以强调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和文化概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突破现有理解国际关系的条条框框，从更宽广的人文视角去观察和理解当前世界，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犹如沙漠中变动不居的沙丘，而社会则如同塑造沙丘的大风和沙田，而人民就是一粒粒的细沙，沙丘的形状和变动完全取决于民心所向，取决于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在古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络绎不绝，无论环境如何艰险难测，都无法阻挡驼队前进的脚步，正是这种顽强的民心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马可波罗东方游记等史诗故事，也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动“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着眼于深化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包容，通过立足于推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融合、命运相依和文化包容来实现跨越文明障碍，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

　　因此，“一带一路”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如何跨越沿线国家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摩擦和宗教壁垒。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这一地区殖民扩张的实践表明，单方面强势推行某种文化和文明，对其他族群进行霸权征服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二战期间，美苏为争霸而在世界各地搞代理人战争除了祸及当地民众之外，丝毫没有给当地社会带来好处，也臭了牌子。冷战后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搞输出民主，甚至打着“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的责任”旗号，卷入了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等热点争端，既没有了带来局势的缓和，反而将矛盾激化，释放了基地组织、ISIS和反对派武装等“潘多拉魔盒”，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令整个国际社会都遭受“池鱼之灾”。在此种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一种与先前不同的解决问题思路，那就是不再采取单方决定的思维，更没有预设明确的路线图，而是确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对话、沟通和协商，通过实实在在项目合作，寻求彼此的互利共赢，最终实现民心相通，让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心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显然，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种以民心相通为社会基础的合作倡议，是一条寻求相向而行、心灵沟通的理解之路、共赢之路和信任之路。只要通过加强交流对话广植人脉网络，通过包容互鉴增加彼此友谊，通过共同进步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就一定能够逐步积累信心，积聚信任，逐渐走出目前存在的各种障碍，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

　　二、民相亲在心相知

　　通过民心沟通实现人民相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数十亿人口，历史传统各异，具体国情悬殊，社会制度多样，且存在着长期历史积聚下来的矛盾和恩怨，要想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努力，耐心推进。尽管如此，在推进人民相亲还是需要确立一个突破口，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规律来看，决定人群亲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与互补性以及回报等。相比之下，彼此之间是否相知是决定是否相亲的关键，因为只有彼此相知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激励。无知是恐惧之母，只有在知识上获得了解放，才会在精神和情感上获得解放。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或人民相亲，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彼此相知的渠道和机制，在知识共享中增进理解，克服恐惧，走向相知相亲乃至相爱。从“一带一路”建设遇到的各种认知障碍来说，推动民心相知需要重点锁定三个领域：

　　一是族群和解。

　　族群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族群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此种恐惧感成为阻碍认知外部世界的最严重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诱发族群冲突和政治分离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以往被冷战高压抑制下的族群恩怨逐渐释放出来，从东欧到中东，从中亚到东南亚，欧亚大陆呈现出一条族群矛盾的“冲突之弧”，该地区也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温床，甚至这一趋势蔓延到中国新疆境内。如果仔细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一带一路”所经之处多属于族群冲突高发地带，“一带一路”要想实质性推进民心相知，探索族群和解之道，谋求聚同化异之法，则是题中应有之意。目前，关于民族和解的理论解释有众多主张，比如左翼理论家强调的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民族自决理论，自由派学者强调的以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自决论，批判理论强调的沟通行动和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包容他者论以及强调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和解论等。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理论尚未完全终结对该问题的讨论，这为“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了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故而应将族群和解作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主题，通过支持和鼓励创新性的和解研究和和解实践来探索化解族群冲突和实现族群和解之道。

　　二是宗教对话。

　　与族群冲突相伴随，宗教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容易引发误解和制造隔阂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一旦处理不好，宗教间的纷争不仅会驱动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而且很容易转化为动摇和冲击国家和地区政治大局稳定的爆炸性因素。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迁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历了复杂的宗教影响，从最初分散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到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成长，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直接左右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以中华文明为例，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古丝绸之路上，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与其他文明体系有过三次重要交锋。在汉唐时期，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交锋，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化，实现了儒家伦理、道家精神和佛家智慧之间的圆融汇通，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之后，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交汇，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回教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明清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华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汇，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汇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交流和吸收，中华文明不会取得如此灿烂的文化成就。因此，在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新征程中，不仅不能回避宗教因素，而且应该大力支持宗教之间的对话交流，宗教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中大有作为，在弘扬新丝绸之路精神上，宗教对话将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是公共外交。

　　除了族群和解和宗教对话外，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份量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外交了。尽管在沿线国家已经提出了众多合作倡议，但“一带一路”毕竟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并推动的重大倡议，尤其是中国是一个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也体量巨大的国家，且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盛极一时的辉煌盛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还曾经属于古代中国的藩属国，有的甚至直接就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故而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很容易引发沿线国家的误解、猜忌和疑虑，特别是担心中国可能搞“势力范围”，企图复兴古代的朝贡体系。针对域内域外国家的诸多疑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首先需要做好公共外交，甚至可以直接说兵马未动，公共外交先行。公共外交的任务是解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目标和方式方法，通过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立法机构、主要党派、政治组织等政治团体的友好往来，向沿线国家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意图，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城市互相结为友好城市加强务实合作，通过加强沿线国家的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塑造和谐友好的舆论环境，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的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和举办论坛增进对相关政策的理解，通过推动大学、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医疗机构、旅行社等社会民间组织加强基层民众交流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公益慈善和民生合作的成果而惠及沿线国家广大民众。所有这些努力，在形式上不拘一格，采取为沿线国家社会团体和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将“一带一路”的理念在民众心中落地生根，这是“一带一路”最终真正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三、心相知在人相交

　　心相知在人相交。在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过程中，所有上述努力，只有在建立起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后才有可能，因为人与人之间只有真正有了见面的机会，才能开始彼此相知，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彼此才能从陌生走向熟悉，所谓的神交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为此，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就转化为创造更多沿线国家民众之间交往交流的机会，特别是将其纳入共同学习、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网中，在网络化生存方式中稳定交往机会，积累彼此认知，积聚相互信任，最终促进民心相通、相亲、相爱，进而走出一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道路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大学联盟网。

　　教育特别是年轻人的教育，是公民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也是人与人相交相知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在大学阶段，在完成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之后，大学成为人才成长的重要摇篮。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都极大地依赖大学的兴起和繁荣。在美国，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及康奈尔大学等8所著名大学组成的常青藤联盟、由25所院校组成的“新常春藤”以及公立常青藤大学成为美国大学发展及其竞争力的源泉。在欧洲国家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研究型大学联盟，而且这些大学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建立校级合作、暑期学校、双学位等合作项目，建立起了遍及世界的世界大学网络。然而，在世界大学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被排斥在边缘地带，大学联盟和大学网络建设步伐滞后，甚至这些学校越来沦落为向发达国家大学联盟输送生源的中转站。

　　近年来，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等平台，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大学联盟，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金砖国家大学联盟，通过开展教学合作、研究交流、暑期学校、培训项目、学生交换等渠道，推动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资源共享，为培养相互了解的人才而努力。因此，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推进过程中，建立“一带一路”大学联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通过提供更多奖学金、讲习教授、MOOC等支持，为沿线国家之间的大学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推进沿线国家大学在研究生阶段的合作，将有助于弥补彼此的缺陷，共享教育资源，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一大批相知相亲的人力资源。

　　二是人文交流网。

　　文化是人与人理解的重要桥梁，包括音乐、电影、美术、雕塑、电视剧、图书等都是深化国家之间了解的重要载体，依托这些文化载体，可以更好地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实现一种心与心的交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角逐“安全高地”、“经济高地”的同时，又在“人文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人文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它们纷纷调整国际文化政策，制订国家人文发展战略，加大专项预算投入，吸纳社会志愿队伍，拓展海外人文影响力。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要求重视构建人文交流网，为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提供支持。要支持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图书展以及重大体育赛事等活动，通过支持沿线国家民众参与文化体育活动增加深入交流的机会。要支持沿线国家的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等共建机构，为研发人员合作共事和深入交流创造条件，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关，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互相帮助，加深彼此的友谊。要支持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保护，共同捍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神家园。要依托行业、产业和具体领域，支持利用现代媒体和通讯传播手段，建立各种人脉关系网络，通过举办各种行业庆典、纪念活动、学术会议等活动，加深友谊，培植人脉，共同汇聚建设“一带一路”的人气、智慧和力量。

　　三是媒体传播网。

　　在信息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媒体成为人们沟通最便捷的工具，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为人们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当前，在西方强大媒体话语权压力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普遍缺乏影响力，在话语权上存在着“结构性弱势”，且受到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沿线国家媒体与西方国家媒体之间存在着“信息鸿沟”，沿线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彼此之间的了解除了通过西方媒体提供了经过过滤后的信息外，实际上非常缺乏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的互联互通就变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因此，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立媒体网络，在节目互换、媒体合作、资源共享上加强互动，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深化传统媒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同时，要特别重视加强新媒体的共同开发，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各种新闻客户端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支持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广植媒体人脉关系网。要推进共同媒体平台的建设，在现有各国媒体基础上，组建“一带一路”媒体协会和媒体从业人员协会，支持建设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媒体委员会，降低与西方强势媒体角逐时的压力。

　　四是城市伙伴网。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广大的腹地。在陆地是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在海上是以重点港口城市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分别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规划，必须内引外联，统筹陆海。在陆地上，必须大力推动粤港澳一体化、沪杭宁一体化和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通过高铁、高速公路、通讯信息网络、产业整合、政策整合等多种方式，促进资源的跨地区优化配置，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助力，形成国际性大都市-地区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组团化发展格局，并与沿线国家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和伙伴关系，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伙伴网络。在海洋上，沿海各城市应抓住机遇，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规划，大力发展港口外交、城市外交、公司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外交活动，在各个港口城市中建立起发达的互联互通网络和战略伙伴关系，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创造良好条件。尤其是乌鲁木齐、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应该在建设世界城市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切实发挥城市外交的龙头带动角色，全方位建立沿线城市间的伙伴关系网，搭建通往世界的信息、人才、技术、资金、文化等交流渠道，打造强大的“一带一路”经济增长带。

　　五是民生合作网。

　　民生合作是民心相通的基础，只有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生合作，“一带一路”才能真正算得上是惠及广大民众，从而得到民众的理解、接受和支持。从民众日常生活最为关注的问题来看，民生合作可能更多围绕就业、医疗、教育、扶贫、环保、公益、慈善等领域进行，这些领域都是为民众所看得见的事务，很容易为民众所注意到。二战后，美国向海外派遣的和平队，跨国公司在海外所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非政府扶植所开展的减贫发展事业，也都围绕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而展开的，实践证明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要把民生合作摆到突出位置，下大力气投入到沿线国家的民生合作事业中。要与沿线国家强化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医疗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沿线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联合疾病控制中心，为沿线国家提供及时高效的医疗救助。要整合现有资源，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解决失业和扩大就业提供帮助。要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国家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民生合作无小事，要勿以善小而不为，要广泛发动社会志愿者群体，深入到内陆腹地地区，为当地民众提供迫切需要解决的帮助。

　　六是旅游互通网。

　　旅游景点及其配套的窗口行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通民众相互了解的最主要依据，旅游景点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窗口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结合在一起，往往形成了游客对一个国家最初的直观印象，而且此种印象一旦形成，短时间内很难改变。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跨国旅游规模会迅速膨胀，迫切要求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旅游签证便利化水平和服务水平。要加强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的互联互通，在强化旅游管理规范的同时，强调旅游个性化特征，在旅游便利化方面，通过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的旅游集散中心，推动旅游场站、旅游业务、观光巴士、旅游专线、咨询服务及旅游换乘等功能一体化。为方便国际游客，应推动开设相关语言援助中心、出租车语言后台服务中心、警务救助外语平台、宾馆酒店和旅游商贸特色街区设立外语指示系统等，随时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母语服务。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旅游推广活动，借此提高旅游文明服务和规范服务水平，将旅游、会展和服务结合起来，全方位提升服务国际范围游客的能力和水平。

　　总之，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是一个全方位系统，需要社会各界建立一个强大的联动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国际交往能力的整体提升。事实上，民心相通不一定需要追客上门，只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强自身，以国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真心诚心广结天下朋友，倡导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和共生共荣的精神，就一定能够跨越历史恩怨、政治纷争、族群隔阂和宗教摩擦等诸多障碍，实现不同文明互鉴共荣，沿线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