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因其正义性和神圣性，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其中，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医疗援助，是这幅历史画卷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许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从加拿大、印度、苏联、美国、奥地利、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朝鲜等五洲四海来到中国，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有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奔赴前线救死扶伤

　　1938年3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历尽艰辛来到延安。他们没有选择在安全的后方工作，而是请求立即奔赴抗战前线。他说，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会有个人的安全。为此，当他来到后方医院的第一个星期，就为分散在6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21名伤员做了细致检查；从第二周开始的一个月内，就精心为747名伤员做了手术。1939年4月齐会战役时，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率领的医疗团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

　　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曾说：“我要像他(指白求恩)一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以柯棣华为代表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间，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伤病员数千名。

　　传道授业培养人才

　　随着抗战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问题。许多外籍医生在全力救治伤病员之余，还结合中国抗战的具体实际，把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精湛的技术无私传授给中国同行，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人才。除了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之外，奥地利泌尿科、妇产科专家罗生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办多期卫生人员训练班，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苏联医学专家阿洛夫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后，即以苏联卫国战争的先进经验来建设外科。

　　国际友人对我医务人才的培训，不仅解决了当时战地医护人才的燃眉之急，保证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还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批医务骨干。

　　创建战地医疗网络

　　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不断有重伤病员转移到延安等后方进行治疗。最早到根据地参加中国革命的美籍医生马海德，提出了创建八路军医院的构想，并亲自参加医院的筹办和建设。1939年11月，为了纪念白求恩同志，中央军委将此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马海德等人又以此为总院，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有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络。

　　1939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的支持下，加拿大籍医生布朗创建了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后因日寇扫荡，医院改为流动医疗队，继续为根据地抗日军民服务。到1943年，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发展到设有12支流动医疗队，共计920余位医务人员的规模。这些医疗机构和医疗网络，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

　　此外，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1939年，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等国20多名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历经艰辛转辗来到贵阳图云关，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抗战。他们与中国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志不忘

　　这些国际医药卫生界的友人，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毅然长途跋涉来到异国他乡，怀着医生的良知和战士的豪情，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壮丽诗篇，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团结友谊。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今天的中国人民，将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加强同各国人民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副校长 叶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