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中国国内，人们关注，一旦她当选，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成为一位对华强硬的美国总统？

　　正因为希拉里竞选声势旺盛，并且富有同中国长期打交道的经历，人们早早开始关注其她一旦当选后的对华政策取向。尽管现在就作出断言为时尚早，但仍不妨做些猜想。

　　预测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从希拉里本人的对华态度演变中辨识轨迹，二是从中美关系这些年来的线性发展中寻找规律。

　　把希拉里定性为一个鹰派人物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希拉里作第一夫人和联邦参议员时，留下了利用妇女、人权、经贸问题敲打中国和投票支持国会反华决议案、参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记录，但也力挺丈夫比尔·克林顿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主张，赞同对华接触。

　　这种复杂倾向既反映了其眼界和智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也有其作为一名有野心的政客在不同职业岗位上不断进行政治投机的一面。

　　出任国务卿后，希拉里成功挤占美国对华政策制订与实施的核心位置，把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思考源源不断地注入现实。她以鲜明的两面性处理美中关系，一方面带着高度热情投入两国战略对话，摆出倾听者、协调者的姿态，在实践中思考美国应如何对中国开展“基于实力的接触”并将对华政策纳入亚太战略总体框架的问题。

　　实事求是讲，源于学术界的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能够登堂入室，进而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希拉里也是有贡献的。

　　另一方面，在希拉里等人及军方策划下，美国正式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南海、东海问题为抓手，搅动局势，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争端，重新加强与亚太盟友伙伴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同时对亚太多边机制的发展建设施加更直接影的响，重设地区安全规则和贸易标准，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应对一个“不再隐藏自己意志”的中国。

　　希拉里把中国称作“一片未知的水域”、“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认为美中关系“不是一组可用朋友或伙伴简单形容的关系”。

　　希拉里为美国设计的“跨太平洋架构”和亚太“前沿部署”外交有六大“关键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很难说希拉里在改造美国大战略方面有什么远大理想和私房设计，因为她一直把主要心思放在为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积累政治资本上。但其一旦成为史上首位女性美国总统，就将是个不一样的希拉里，不仅会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比男性总统更为刻意地显示强势、果断，更要处心积虑地延续“克林顿主义”传统，力图成为“新美国”的缔造者。

　　不过，希拉里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是，如果实现总统梦，她将接掌一个经济加速复苏但总体上仍处在全球影响力下滑惯性中的美国，面对一个更加强大、进取但同时又必须继续专心处理国内各种棘手问题的中国。这样一个“不彻底复归”的美国固然一定会视上升中国为更直接的挑战，但也更加不可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中美这两个最主要的竞争者共同绘制。除以竞合方式与中国和平相处、协调利益，合作治理日趋繁复的全球性问题之外，美国别无选择。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脉络，可以看出，尽管基于战略、政治、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传统摩擦时起时伏，以网络、外空、海上安全等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势的新型矛盾后来居上，但对话合作始终是主流，单起摩擦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震荡波幅总体呈现放缓、递减趋势。

　　这表明，在分歧和差异问题上相互克制、善加管控的底线性共识正在中美之间显效，互利合作对摩擦冲突的制约、稀释效应同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下届美国总统的个性、政见、背景如何，都最终要让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说话，其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归属于这个线性过程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都将是一组处在全球层面上的超大体量的更复杂关系，对双方决策和建言人士而言，继续固守非敌即友的思维定式，延用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预言和处理中美关系，既不客观，也很有害。

　　在目前阶段，可以对2016年后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作出三点初步估计：

　　首先，美国全面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在所难免，事实上发端于战略学界的有关反思和研讨已经展开，正为即将进行的重审作出必要准备，而这又必然以重新打量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全球体系发展前景等事关美国国运的根本性问题为基础。

　　受此影响，新一届美国政府就职后的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可像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那样迅速实现平稳过渡，但也不致像小布什刚刚入主白宫时那样立即掀起巨大风浪，将会经历一段不长不短、不好不坏的相互观望、适应期，亦或暂时“冻结”阶段。

　　其次，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在总体上延续接触与遏制、合作与防范并用的对华两手策略，但会比以往历届政府花费更多心思和精力处理对华关系，对华政策将正式进入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位置。这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广泛的深远影响，意味着双方对话、合作与摩擦的涉及面将进一步扩大、提升至全球层面

　　2016年以后的中美关系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战略竞争特性，彼此主要利害冲突无外乎此，最先的碰撞则可能在南海、网络安全、人权这三大热点中产生。

　　第三，华盛顿将会倍加强调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确保美国自身强大和成功的重要意义。美国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大共识是，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美国和西方是在国际秩序变更、转换期有效影响中国的最佳途径。

　　从此意义上讲，作为战略竞争关键环节的中美制度竞争将正式粉墨登场，而这种竞争又不可能是仅仅局限于两国各自国内的，必将在世界不同地区激起涟漪。这种竞争既可以在良性轨道上进行，成为促进世界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契机，也可能撕裂世界，引发新冷战甚至热战的恶果。历史如若选择后者，将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