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怎么利用“西方教材”成了一件敏感的事，这源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番话在社会上,尤其在一些高校教师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上也围绕袁部长的这个讲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种纷争和困惑，可能源于“西方价值观”这个词的敏感和模糊，让人有太多的想象和阐释空间。如果对它作严格的限定，说清其所指，就不至于引发困惑与误解了。

　　“新华社发布”客户端通过分析袁贵仁讲话的背景和语义，对“西方价值观”进行了限定，指出，袁部长是在1月29日教育部举办的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讲那番话的，也就是说，对西方教材的担忧更多是在宣传思想领域，而非学科教育。

　　2月2日《中国教育报》刊发袁部长的署名文章，进一步解读：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显然，将抵制限定在“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一步缩小了外延。并不是不能用讲授西方理论的书，也不是排斥西方原版教材，甚至不是不能用“有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加强教材的使用管理，主要是反对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另外也有媒体解读称“主要是指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

　　这不是无意义的咬文嚼字，玩文字游戏，而是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严格限定，避免模糊的概念让高校无所适从，陷入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和情绪化的纷争。

　　弄清袁部长所说的“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并进行清晰的定义，也是为了避免对内对外传递“中国走向封闭”的误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不会变，学习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方向不会变。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强调“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历史表明，勇于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国家，往往能够迅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各国交流融合、相互学习的发展史。从自由、民主到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凝结着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这是现代中国面对西方和世界的基本态度，不能将“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中国大学”解读为封闭，不能将这种教材使用管理与“开放”对立起来。中国的大学应该仍会使用西方原版教材，欢迎来自西方的教授，尊重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西方理论和学说，鼓励学生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学术思想资源。毕竟，正如一些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学科和领域经典理论都来自西方，中国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很多学科前沿都在国外，西方教材的引用不可避免，而且能给中国教材提供多元的对比角色。

　　我们也应理解袁部长讲话的现实背景。在当下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种“逢中必反”“全盘西化”的“极右思潮”，总讲西方如何好、中国如何失败、西方模式是唯一选择，走西方道路不可避免。这种思潮在高校中影响更甚，年轻人可能会因此缺乏自信的支撑，而陷入盲目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迷思中。因此，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很有现实意义，有必要通过大学课堂这个阵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强化“解决中国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这个共识，有必要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强化年轻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形成这种自信需要开放，也需要引导。在不排斥西方有价值的学说和理论的基础上，凝聚对自身核心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自信，这是对过去的纠偏，舆论对此不必反应过度，也不必无端推想。实际上，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每个国家在教材管理上都会致力于通过教育向年轻人传播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不过有些不那么直接和明显。这方面，中国倒是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不至于引起反弹和抵触。

　　总之，在这场思想风波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清晰限定“西方价值观”概念，不作扩大化的解读，尽量避免撕裂，争取更多共识。（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