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安稳的欧洲近年来颇不平静：大规模的欧版量化宽松政策和“退出欧元区”话题在希腊大选中被再度热炒，提醒世人欧洲仍未远离债务和经济危机；乌克兰局势的持续糜烂，意味着冷战结束后欧洲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近于瘫痪；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则将欧洲由来已久的宗教矛盾、移民融入及内部安全等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如果经济繁荣、地区安全以及促进流动、追求融合的政治和社会政策，是此前维系欧洲安稳的三只锚，那么现在这三只锚已渐次腐蚀并松动，欧洲正在进入“漂移”状态。

　　曾经长期居于世界舞台中央的欧洲，即便在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和去殖民化的重创之后也依然雄心不减，通过对内经营区域一体化和对外绑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构建起了以欧盟和北约为两翼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架构，并不断向东向南扩张。十年前的欧盟、北约双东扩是欧洲内联外扩的顶峰，欧洲不仅协助美国在冷战中击垮了苏联并将其大部分势力范围收入囊中，欧盟还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一度成为“和平与繁荣”的真实幻境和“历史终结”的佐证。

　　这种表面的“和平与繁荣”掩盖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在加入一体化“大锅饭”的“集体狂欢”之后是规则和纪律的松弛，革新动力随之消退，埋下了此后债务和经济危机的隐患；“欧洲中心”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便逐渐丧失了自省的能力，在热衷于向世界传播其价值观的同时，政治上更趋于保守；在对待其邻国和内部移民问题上，也更多居高临下地说教和“归化”，“自由任性”取代了平等、宽容。

　　欧洲的逐渐“漂移”也是国际大势变化使然。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快速追赶、美国的自顾不暇和战略重心转移等变化，将“缓慢的”欧洲置于尴尬境地：既担忧国际竞争力下降带来的经济萎缩，又不愿面对全球化现实，真诚接受“共赢”理念；既无力维护周边和邻近地的安全，又迷恋于自身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既苦于人口萎缩而大规模接纳移民，又不能适应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生态。

　　欧洲开始“漂移”未尝不是好事，如果“危机能推动改革和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能够成为各国共识的话。欧洲首先需要在内部建立新的平衡，“一枝独秀”的德国需要更多的盟友来共担责任，欧盟机构的技术官僚性质和成员国之间的协商民主模式也需要更好地相互契合，而在此之前的进一步扩张都只会增加欧洲未来的不确定性。欧洲也可以用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接纳全球化，而不再患得患失，纠结于被“边缘化”的前景。或许更重要的是，欧洲也应认识到所谓“价值观一致”并不能掩盖欧美之间越来越大的利益分歧和竞争，寻找可靠的伙伴来构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才是当务之急。

　　但这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欧洲的应对。至少在目前看来，欧元量宽前途未卜，希腊新政府和三驾马车的艰难谈判都是近在眼前的严峻考验，更不用说要在乌克兰局势有失控风险、欧俄缺乏互信的情况下重建欧洲安全架构，在内部族群分化、政策无所适从和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背景下实现社会和谐及族群融合等更为棘手和关键的问题了。(崔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