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6日发表中国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董洁林为该报撰些的题为《中国创新到底怎么样？》的文章。文章说，“中国为何创新不足”一直是个很有热度的话题，这个讨论的前提在于大家对中国创新不足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然而最近风开始转向，在一些国际机构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大幅提高。日前学者朱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题为《中国创新不足吗？》一文中，也基于中国最近几十年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创新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在与向最好的“发达国家”接近。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可近几十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但果真如朱教授所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创新型经济迅速转型”吗？

　　 为了让这个讨论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把“创新”定义为“科学和技术创新”；其二，采用什么水准和质量的科技创新来比较。例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解放后的中国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他把创新水准定位在民国大师级别及其这些大师所创造的科技成果，而不是用SCI论文和专利授权来衡量；其三，与谁比较，人们可以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选择一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比较，而比较国家的选择指标也可以很多，例如像人均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也可以采用文化、制度、人口等指标。

　　 正因为评判的选择如此之多，关于中国创新是已经转型为“创新型经济”，或者创新仍然“不足”，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选择指标之前，首先需要明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出与优胜者的差距而进步、还是与落后者比较让国人感觉良好，或是在回答“为什么”之前，做一个较全面的比较从而了解中国在人类创新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避免陷阱、找到前进的方向？显然，最后一种选择最为理性和全面，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很多专门研究科技创新的学者逐步把这个宏大的图画拼凑起来。

　　 科学论文和技术专利授权被很多人常用做“科技创新”指标，这个指标虽然数据比较多，用起来方便，但有不少明显的短处。首先，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都不是科技创新本身，而仅仅是反映创新的一种“中间载体”而已。况且，这个“中间载体”的质量差别巨大，只有极少数可能成为伟大创新而让人类受益。

　　 就科学论文来说，往往是一项好的原创科研结果跟随着大量的反复验证、看似聪明却可有可无的讨论、以及大量的平庸延展和应用而已。科学家和科学论文的质量呈现金字塔结构，例如在2002年到2012的11年间，站在金字塔顶尖的是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87人（没有中国大陆科学家），下面是汤森路透公布的论文被引最顶尖的1%的3215名科学家（其中中国大陆112名），再下面是那些在SCI/SSCI发论文的３０多万学者，而全球参与科研的学者可能超过千万。无情的时间只会记住那些曾经照亮历史的伟人和他们的思想，因此除了那几位拿到诺奖之人可能进入史册，广大辛勤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的论文会很快会被历史忘却。

　　 目前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论文发表的机制是强有力的，老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和升级都与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期刊影响因子挂钩，大量的研究生也都有发表论文的指标。上次我采访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cNutt博士时，她曾提醒说：“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我相信中国“群众运动”式的科研推动对学习、跟进、科普和参与全球科技对话是有益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浮躁地、系统性地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它会可持续地产出流芳百世的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吗？

　　 就目前中国专利体系与发达国家比较来说，曾为中国公司代理国际半导体、电子、生物医药、化工等专利案件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的专利律师陈炽先生认为(编者注：陈的观点基于作者与其的访谈)，发达国家衡量一项专利的质量通常有三个基于市场的判断标准：第一，该专利是否在保护期有效阻止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产品，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垄断利益。第二，如果有人试图侵权，该专利是否能作为创新者起诉侵权者的有力武器。第三，创新者从该专利可以获得的专利许可费是多少。陈先生在国际专利诉讼方面有超过二十年的从业经验。他还说，目前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虽然迅速上升，但质量很差。在他熟悉的医药行业，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出30个新药的目标，但到现在“十二五”即将过去的时刻，“重磅炸弹”型（超过10亿美元销售）药品一个也没有推出。在国际专利诉讼官司中，极少看到中国企业作为原告起诉他人侵权的报道，而中国大学和企业从专利授权中获利数量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