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丧失希望更具毁灭性。对于美国来说，要实现真正的种族和解，只有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社会底层重燃希望。然而，这一路途似乎过于遥远。

　　悲剧再次在美上演，鲁梅因·布里斯本2日在给儿子送餐时遭警察枪杀，这名非洲裔人当时手无寸铁。此时，弗格森市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和纽约市白人警察扼杀黑人男案余波未平。又是白人警察执法，又是非洲裔人死亡。当数百名示威者4日晚走上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街头时，此前几近失控的弗格森怒火燃烧得更为猛烈。

　　最近几起案件都涉及“警察开枪”和“种族歧视”话题，但在弗格森怒火的炙烤之下，这两个话题被熔化成“白人警察随意杀害黑人”这个凸显种族歧视的论断。倘若抽离白人和非洲裔两个要素，人们对于“警察开枪”是否合理的判断可能会有些许差别。由于枪支泛滥，加上美国又是恐怖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警察每天都工作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因此在碰到自己认定的危险时，警察被授权可以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裁量权”。在最近几起案件中，警察似乎总能据此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性辩解。

　　但不幸的是，他们碰到的恰巧都是非洲裔。现实的情况是，美国非洲裔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年底，美国非洲裔男性有3％身陷囹圄，白人仅有0.5％。2011年，每15名非洲裔儿童中就有一个家长在坐牢，而白人的数字是111比1。有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男性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入狱——这比白人男性的概率要高出5倍。由此，警察在执法时与黑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大，也很容易陷入“以貌取人”的陷阱。于是，敏感的“种族歧视”话题就有了“用武之地”。

　　美国政府当然难辞其咎，在黑人占多数的社区，警察仍然以白人为主，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当地的种族构成。于是，警察执法很难不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今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美国非洲裔受访者认为遭到警察的歧视，而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也只是76％。非洲裔在街道上受检查的频率比白人高得多，他们被捕和坐牢的比率也大大高于白人。欧洲主流媒体报道称，美国年轻黑人被警察枪击的可能性是年轻白人的21倍。很显然，美国警察在这里陷入了两难困境，非洲裔人犯罪率的高企让他们对其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又极易被断定为“种族歧视”。事实上，某些白人警察本身就难以摆脱“种族歧视”的嫌疑。

　　无论政治人物如何粉饰，美国社会的种族分离问题早已暴露无遗。尽管种族隔离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大部分美国城市中，依然很容易能够分出“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聚居区。美国201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白人家庭年平均收入为6.2万美元，非洲裔家庭只有4.1万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三分之一。非洲裔人士占美国所有无家可归者的40％以上，至少20％的非洲裔人士没有医疗保险，贫困率是白人的2至3倍，高达约25％。

　　与此同时，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通过教育、就业等途径走向社会中上层的机会匮乏。大多数非洲裔孩子出生于贫困社区，同学可能带枪上学或者吸毒，缺乏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有些人从小就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情绪，甚至自暴自弃。由于生存环境恶劣，非洲裔的犯罪率长期处于高位，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白人主流社会对非洲裔群体的歧视。说白了，无论警察“种族歧视”是否属实，最近一系列示威事件不过是美国非洲裔心中长期积郁的不满的一次集中爆发。

　　没有什么比丧失希望更具毁灭性。对于美国来说，要实现真正的种族和解，只有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社会底层重燃希望。然而，这一路途似乎过于遥远。（赵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