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固然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也与美国翻云覆雨的中东政策直接相关。

　　冷战时期，美国为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以及纳赛尔为代表的地区进步力量，开始扶植中东的伊斯兰保守势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又不断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七党联盟、塔利班等伊斯兰武装，“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均在这一时期生根发芽。“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同样是在1999年创立于阿富汗。“9·11”事件后，美国转而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展开全面围剿，但两场“反恐战争”导致“越反越恐”。正是在伊拉克陷入内乱后，“伊斯兰国”（当时称“伊拉克基地组织”）日趋壮大。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使“伊拉克基地组织”力量重新壮大。与此同时，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使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更大生存空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美国为打击苏联而扶植起来的“基地”组织，最终养虎成患，在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将矛头对准美国。但美国并未汲取历史教训，2011年中东剧变中，美国为推翻卡扎菲和巴沙尔政权，重新纵容中东极端势力回潮和壮大，由此最终导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将矛头对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

　　美国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自己挖坑自己填”的战略困境，归根到底是狭隘的“零和思维”和短视思维造成的。美国在中东历来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即根据不同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有意培植“对手的对手”，根本不考虑其所依托的政治势力是否有进步性，结果造成美国中东政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杂情仇就是如此。

　　美国培植极端伊斯兰势力，却屡屡遭其反噬，看似仅仅是因为极端组织“忘恩负义”，偏激极端，实则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咎由自取。当年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能够应者云集，不是因为美国号召力强大，而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种行径本身，激起穆斯林世界的同仇敌忾。同样，美国长期在中东推行霸权政策，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激化伊朗核问题，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等，使美国日益成为中东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源。

　　进一步看，美国这种外交思维模式，与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直接相关。在二战前相当长时期内，英法等欧洲强国长期强势主导世界格局，美国则处于被压迫者地位，由此使美国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势力。美国在中东的政策重点也可圈可点。然而，随着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逐渐占据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凭借“一超独霸”的压倒性优势，轻易获得带有垄断利润性质的霸权收益。这种地位变迁使美国越来越“懒惰”，逐渐丧失了道义感召力，而更多靠“损人来利己”。例如，地缘上分裂他国，经济上输出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策动“颜色革命”，国际关系中“拉一派，打一派”，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战后70年，美国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由进步力量变成倒退力量，不得不吞下一杯杯自酿的苦酒。（作者分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