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以来的人口控制实践表明，一孩化的社会选择有弊无利，后果严重。在持续的人口亏损和人口失衡的态势下，人口生育政策亟需有方向性的根本改变，理由是：

　　其一，强制“一孩化”，导致人口性别生态失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迄今，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长达三十余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有很多女胎由于性别歧视和生育政策的挤压被引流产，亏损了几千万女性人口。相对地，中国积存了数以千万计的潜在的“光棍大军”，他们不仅婚配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青壮年男性相对过剩可能蜕变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

　　其二，家庭视角下的独子老龄化甚至空巢老龄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结果是较普遍出现老难所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数以百万计的失独父母他们的养老危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空巢老人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到2050年，临终时身边无子女的空巢老人可能达到7900万，“空巢孤独死”个案屡见报端，这一现象或成常态。

　　其三，社会视角下的少子老龄化和代际人口失衡导致养老金缺口扩大，一旦财务危机爆发，可能产生大面积的养老危机。中国少子化对老龄化影响十分深刻，属于典型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人口发展类型。“未富先老”意味着很多老年人可能遭遇“低水平养老困境”，就是温饱养老甚至老难所养。大量少子高龄化的农村老人可能发生大面积的人道主义危机。国家承担的福利性养老的公共财政压力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上升。

　　从人口学角度看，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的年轻人口解决了不工作的老年人口的问题，老年人分享年轻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照料。老年人口对年轻人口的需求和年轻人口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平衡的要求，优良的人口关系才能维系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稳定。最好的人口格局是年轻人口的供给超过了老年人口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有人力储备的人口安全格局。但中国现在开始遭遇老年人口的需求超过年轻人口的供给，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年轻人口亏损而且愈演愈烈的局面。

　　其四，长期的低生育率造成了年轻人口的亏损。“人口亏损”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导引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续现象。中国人口的真正危机是多重视角下的结构性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以及人口内爆（implosion）问题。人口总量只是问题的面相。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都在人口结构的畸形、失衡和断裂上。

　　持续的少子化必将导致15年以后年轻型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减少，产生持久的人口亏损问题。未来10年内，中国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可能减少1亿以上。中国的“人口亏损”开始于最有潜力、最有希望、最为美好的少儿人口的强制性减少，继而由于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最有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力资源的自然减员。

　　其五，国防力量的独生子女化使得“国防安全”存在着巨大隐忧。有朝一日，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超级老龄大国会遭遇无可用之农、无可用之工、无可用之兵的巨大尴尬。生育的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是新增劳力供应萎缩的人口学原因，今后还将恶化。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劳力；另一方面，严厉的人口控制导致最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地无恒主，唯有力者居之；物无恒主，唯有力者用之。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人口再生产具有惯性，一个增长型的人口具有正的惯性，一个缩减型的人口具有负的惯性。人口惯性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发展力量。中国人口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积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一旦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的减少就会形成“雪崩式”的态势。

　　人口问题的显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当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时往往为时已晚。俄罗斯早已面临人口萎缩的国家危机，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的最高数量1.49亿下降至2012年的1.43亿。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使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人口危机，由此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引起俄罗斯社会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人口危机的关注和呼吁最终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普京认为：俄罗斯至少需要鼓励生育第二胎。为期10年的刺激生育政策将从2007年1月1日起付诸实施，国家财政为此将每年拨款300－400亿卢布。

　　无独有偶，日本也已经成为人口萎缩型、少子高龄化国家，日本现有人口1.2747亿，预计到2060年将减少到8674万。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新成人”数目的峰值为1970年的约246万人，2012年的数据约为历史峰值的一半。出生人口和“新成人”数均持续减少，必然造成日本国内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这种状况加剧了日本国内市场的萎缩和衰退。这也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二十多年的重要原因。2013年6月2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2013年版的《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提出旨在突破少子化危机的紧急对策，核心内容是采取措施支持民众进行结婚生育。韩国25－49岁的“核心生产人口”2010年为40.7%，首次下降。韩国超低生育率问题已经出现多年，成为头号韩国问题，关系到韩国的长治久安。

　　中国也已经不可救药地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并且由于人口总量大容易给人负担重的错觉，低生育率的潜在危害具有某种欺骗性，所以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根据经验事实，笔者观察到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规律，即“四个转向”：（1）从地理看，局部性的低生育率转变为全局性的低生育率。（2）从时间看，短期性的低生育率转向持续性低生育率。（3）从性质看，外生性的低生育率转变为内生性的低生育率。（4）从程度看，很低的低生育率转向极端的低生育率。毋庸置疑，“四个转向”是客观趋势，充分证明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等若干命题的正确性。

　　大国复兴需要“新家庭计划”。生育决定人口的未来，人口决定国家的未来。但只有适度生育才能保障人口生机，只有优化人口才能保障长治久安。结合国情，笔者提出的适度生育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一胎化不宜提倡更不该强制。其二，二胎仅仅放开还是不够的，需要适当鼓励，同时保护生育的生态多样性。国家需要认真考虑“适度生育”战略，尽快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努力控制、预防和减少人口发展的风险和代价，为国家和家庭造福。

　　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的长远发展来说，坚持生育两个孩子是人口生育政策的“底线伦理”，是实现适度低生育、适度老龄化的必要前提。但是放宽人口生育政策只是亡羊补牢，所以同时也需要不断完善多层面的为老社会服务、关怀和保障体系。

　　为规避风险、减少风险，实现安全的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中国的家庭政策要实现战略转移，即从家庭限制转向家庭发展、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打造四边型结构为主、多边型和三角型结构为辅的健康家庭人口生态——不仅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且有兄弟姐妹的关系。控制和减少政策性和选择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鼓励和增加“双生子女健康家庭”，即西方文化中的“合适之家”（Optimum family）。

　　生育政策改革的智慧不是漠视非独家庭生育二孩的诉求，而是要千方百计保护二孩生育的积极性和行动力，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国家的人口安全，而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二孩生育也符合人口再生产规律，是维护人口更替的必要条件。

　　中国广袤国土上的人口容量深不可测，无论是制度人口承载力还是环境人口承载力、经济人口承载力，都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张力，科学无法断言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的人口增长的上限是多少，所以哪怕是一个小的区域也不敢轻言人口的上限是多少。在开放系统中，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整人口的余缺，人口的自组织机制也会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不要人为设定人口的数量上限，这是富有智慧的长远人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