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注定是具有战略指标意义的非凡一年。这一年开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来到北京，他的访问也是两国工作层为胡锦涛主席访美所作准备的一部分。1月11日，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盖茨。见前两小时，中国军方第一架歼-20隐形战斗机在四川成都成功试飞。盖茨在会面结束后对记者说：“我直接问了胡主席。他回答说，此次试飞跟本人访华没有关系，是预先就计划好的。”3年后，盖茨在回忆录《职责》一书中披露，中方在他访华之日试飞歼-20使他感觉“受辱”，他一度考虑中断访问回国，在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苦劝之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1月18日，从北京起飞13个半小时以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个晴朗的傍晚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在奥巴马任内对美国进行的唯一一次国事访问总计68个小时，只有两站，2011年直赴华盛顿，经过两天国务活动20日转赴奥巴马的政治大本营、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21日中午启程回国。也许是为了对等奥巴马不带夫人访华的作法，胡锦涛此次访美亦没有夫人随行。

　　胡锦涛这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极尽殊荣、极其顺畅，各种安排得都非同寻常地细腻、周到，同他5年多以前在小布什任内进行的那一次遭遇种种问题的国事访问相比有着太大的差异。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主党总统团队与共和党总统团队在行事上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深度、广度和重要性在5年间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如果说5年前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对中国仍大于对美国，那么事物发展到2011年，这一失衡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在一起的时间达12个小时。18日，胡锦涛抵达华盛顿当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在白宫举行只有6人出席的私人晚宴。19日，胡锦涛出席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与奥巴马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中美企业家、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一致同意“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当晚，奥巴马在白宫为胡锦涛举行盛大国宴。宴会中，白宫安排了中国年轻的钢琴家郎朗参加文艺演出，他弹奏了两曲，一首是与爵士乐大师赫比合作的拉威尔名曲，一首是有抗美援朝背景的中国歌曲《我的祖国》。胡锦涛在芝加哥参观佩顿中学和美国中西部企业展示会，与美国青年和企业界人士交流。

　　胡锦涛访美期间发表的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正文内容分6个部分40点共识，30多次提及“伙伴关系”定位，它标志着两国领导人本着求同存异精神将中美关系推向全球合作层面的努力又向前、向实迈进了一步。访问结束后，以落实联合声明为目的更为密集的双边工作层交往展开了。

　　然而，高潮之后必有低潮、合作之中伴随冲突是中美关系难以逃避的宿命。当中国以异常快速的步伐加紧追赶美国、崛起亚洲，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无法不对世界格局和亚太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巨大、深刻变化作出更多、更直接的回应，但问题是，它在急急赋予这种回应以一个经过包装的战略外壳之前，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细的沙盘推演，以至于其所产生的一系列震荡效果连它自己都不能适应。

　　2011年4月，在主持完落实胡锦涛访美成果的后续工作后，杰弗里·贝德离开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岗位重返学术界，此后不久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也宣告离职。尽管二人一再解释离职完全是出于个人决定，一个说夫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一个说自己学术味太浓未必适应一线外交，外界仍然广泛推测他们的调动意味着对美国对纷华决策圈中“知华派”、“合作系”的边缘化。

　　在白宫、国务院、军方三点之间，天平向国务院倾斜。希拉里·克林顿在她的“亲密战友”、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帮助下正式占据美国对华政策实施的核心位置，把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思考源源不断地注入现实。

　　希拉里·克林顿把中国称作“一片未知的水域”，认为美中关系充满了挑战，不是一组可以用朋友或伙伴简单形容的关系，要想避开礁石和旋涡保持正确航向就必须随时较准罗盘，有时还必须进行痛苦的讨价还价。2009年接任美国国务卿后，克林顿以极大热量投入中美对话，摆出倾听者、协调者的姿态，实际上是在熟悉对手，思考美国应如何对中国开展“基于实力的接触”并将对华政策纳入亚太战略总体框架的问题。“我想让中国明白，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焦点”，“我们不会为了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就牺牲自己和美国传统盟友的价值。”

　　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希拉里·克林顿对两国元首确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并不热心，而是更愿意把中美关系形容为“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并且在顺序上坚决不会把“全面”一词放到“合作”之前。2014年，她在回忆起自己初掌国务院接触对华关系议题时的感受时说，“中国的一些官员认为，美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正在从这个地区退却，但却坚持阻遏中国行使自己的应有权利崛起为一个强国”，“他们主张采取更为强势的政策”；“他们受到美国经济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动荡以及中国民众当中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鼓舞，开始推动在亚洲采取更多进攻型的行动，以测试中国到底可以走多远”，这样的中国充其量是一个“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

　　在克林顿、坎贝尔等人以及军方的策划下，美国在2011年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战略最为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应对一个“不再隐藏自己意志”的中国，一方面积极扩大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如果我们能够影响中国的政策朝正确方向发展，那么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另一方面重新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伙伴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以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同时，对亚太多边机制的发展建实施更直接影响，重设安全规则和贸易标准。

　　事实上，出台这一新战略的鼓点早在2010年夏就已擂响，标志性事件是当年7月23日克林顿作在越南河内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时挑头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她根据事先精心准备的讲稿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声称美国在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利益，在南海问题上反对搞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种貌似公允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与会的中国外长杨洁篪通过七点提问的方式进行批驳，揭露了一些人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图谋。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喊出了美国将“重返亚洲”的口号。这个提法及其背后的强烈的政策调整姿态一经发出便引起轩然大波，无异于在平静的西太平洋上投下巨石，美国的亚洲盟国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和海洋争议问题上蠢蠢欲动，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国担心美国因战略重心的转移而放松履行在这两个地区的责任，美国国内决策层、战略学界不少人则忧虑过于刺激中国而致美国在亚太利益失衡。最终，面对重重批评和质疑，“重返”的提法改成了“再平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称呼的改变。

　　军方的调整动向清晰可见，决定将常驻日本冲绳的部分美军移至关岛、夏威夷、澳大利亚，把60%的战舰放到太平洋，加强第二岛链的战略武器部署，加快亚洲反导系统建设等，实质是以退为进、攻防一体，并将美军置于更安全的范围内。军事上的调整计划“一石多鸟”，既瞄准“来自朝鲜的核、导威胁”，也针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还着眼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美军2012年1月提出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强调通过参与多国演习、签署介入和保障协议、建立和完善海外基地、预置物资以及前沿部署等“各种安全和接触行动”创造有利态势，确保联合部队“在面临大量潜在对手武力拒止和各种不同情况下，完成作战介入”，指向性十分明显。

　　或许是为缓和中国的愤怒，但更多是为了充分实践亚太新外交的总体思路，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加强与中国同行们的对话。2010年10月、11月，她分别在中国海南三亚市和日本横滨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了长时间的小范围会晤。经过双方头脑风暴，一套源自学术界的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要避免重蹈历史覆辄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的共同思想开始有了雏形，即将登堂入室。也是在这一年，她调动自己积累多年的人脉，发挥政治募款才能，绕过美国法律禁止使用财政拨款开展海外公关工程的限制，拉来商业赞助促成上海世界博览会美国馆的建设并专程访华出席开馆仪式，避免了一场美国国家形象危机。

　　“美国馆之母”以近乎工作狂的态度执行着经奥巴马批准的美国亚太战略调整。2011年1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檀香山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讲，详细勾勒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跨太平洋架构”。“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这种区域战略是个什么样子？首先，它要求长期地致力于我所说的‘前沿部署’外交。”“我们的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这不啻为一个宣言：“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大国。”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希拉里·克林顿说，“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有益于中国，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有益于美国。奥巴马总统和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从根本上致力于与中国发展积极与合作的关系。”但言出不到一周，她便到访菲律宾，登上美国军舰发表讲话，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保护义务，还把南海称作“西菲律宾海”。这一举动甚至在美国国内都触动了敏感神经，“国务卿上军舰演讲是不是越权了？”，“她说出‘西菲律宾海’这个词究竟是口误还是有意为之？”

　　美国以军事、经贸、价值为主要支柱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战略调整实实在在推进着，亚太局势冷风袭袭，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太平洋海天交界处最浓重的那团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