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连接总统府和国会大厦的五月大道，宽阔笔直，两侧耸立的欧式建筑，见证了阿根廷一个世纪以前的繁荣。从总统府向北几公里，杂乱破败的贫民区，展示的是阿根廷在发展道路上仍面临的困难。这个百年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十的国家，在历经了许多曲折之后，正在积极推行“包容性发展”，努力应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跌宕起伏：

　　从镀金时代到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国土面积278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八，大部分被森林、草原覆盖，耕地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牧业的天然优势。历史上，农牧业产品出口带来了大量财富，阿根廷因此被誉为“牛背上的国家”“南美粮仓”。

　　阿根廷拥有过5个诺贝尔奖得主，其中3位获得了自然科学奖，包括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绝大多数被发达国家垄断，阿根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成绩，科研实力可见一斑。

　　然而，农牧业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科研方面一度拥有的领先水平，没能有效地带动阿根廷各个产业的全面发展。到今天为止，除了生物医药等少数产业，阿根廷第二、第三产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

　　1914年，阿根廷全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3%，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南美巴黎”之称。这一年，该市开通了南美第一条地铁线，全国铁路线长度达3万公里，壮观的国会大厦也在建设之中，整个国家看上去已经接近发达水平。

　　1962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49美元，当年韩国仅为111美元，不足阿根廷的1/10。5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已成为发达国家，而阿根廷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阿根廷经济大致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之前，是大农场占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国际环境有利，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这一阶段被称作阿根廷的“镀金时代”；从二战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主要推行“进口替代”经济模式，在长期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国有部门和过度的国家保护主义等弊端，其间屡屡发生金融、债务危机；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推行全面开放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取得较好成绩，成为南美的“优等生”，但后来又以巨额外债违约结束；进入本世纪以来，阿根廷开始推行包容性发展政策，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阿根廷由2003年的全球第78位，下降到2013年的第104位。

　　发展瓶颈：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道难题

　　今年7月底，阿根廷的主权债务“选择性违约”，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金融界普遍关注。今年的债务困局，是阿根廷2001年约1000亿美元债务违约的延续。从目前形势看，阿根廷政府与部分外国债权人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

　　如果向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950年至今，阿根廷已经出现过6次主权债务违约。每一次违约，都伴随着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和政治动荡。阿根廷在1913年已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但直到今天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政府缺乏财政纪律、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频发是重要原因。

　　阿根廷历史上发生过的通货膨胀触目惊心，1989年的通胀率高达4924%。在通胀严重时期，政府曾多次推出新货币，更换面额过大的旧币。从1969年至今的45年时间中，阿根廷出现过5种货币。每一次货币的新旧更替，都是以1比索新币兑换1000或10000旧币。

　　对大宗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赖，是阿根廷经济主要弱点之一。大豆是阿根廷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也是外汇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历史上，农产品价格高涨时，阿根廷经济形势往往较好，而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年份，阿根廷经济就会恶化。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提出了“资源的诅咒”概念——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有利条件，反而可能是一种限制。政府或寡头如果通过集中开采资源直接获取大量收入，会普遍产生资源寻租、轻视人力资本投资、挤压其他产业发展等问题。阿根廷似乎也陷入了“资源的诅咒”怪圈中，虽然有当政者提出过改变资源型经济、发展民族制造业的主张，但结果都不理想。

　　资源型经济在一次分配上天然不足，这类经济体想要实现分配公平，必须依赖政府的二次分配，而过多的政府介入可能压制经济效率。阿根廷历史上的政策变动，都体现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摇摆。

　　由于分配不均造成阶层分化，阿根廷社会表现得很不和谐。各个群体倾向于通过罢工、游行等激烈方式表达诉求，而阿根廷政治架构却缺乏有效的调和机制。一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让庇隆夫人艾薇塔的名字传遍许多地方。庇隆夫人32岁英年早逝，但她短暂的一生以为穷人争取福利而闻名。庇隆夫人被安葬在首都一个公墓内，到现在每天还有人自发地为她献上鲜花祭奠。对她的纪念，实际上是阿根廷中下层民众期盼社会公平的体现。

　　包容发展：

　　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财政倾斜

　　最近10年里，随着中左派“胜利阵线”上台执政，阿根廷政府努力倡导“包容性发展”，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财政倾斜，使得贫困率有所下降，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阿根廷2003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54，到2010年下降到0.44。有关统计显示，阿根廷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03年的0.77%上升到2010年的1.46%；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03年的41.55%下降到2010年的32.3%。世行的报告还显示，阿根廷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4%上升到2011年的53%。

　　阿根廷收入分配上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政策导向。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本世纪初发生债务危机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点。2003年，阿根廷正义党领导人基什内尔上台执政，2007年基什内尔的夫人克里斯蒂娜上台执政，并在4年后赢得连任，这对夫妇主政阿根廷11年来，政策上明显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政府每年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克里斯蒂娜总统今年9月在电视讲话中提到，从2003年到2014年，阿根廷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23倍。扣除本币通货膨胀的因素，最低工资水平由11年前的200美元上涨到目前的523美元。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推动了其他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上涨。此外，政府对水、电、燃气、公交等公共服务进行大量补贴，不断提高失业和低收入救济水平，比如低收入家庭的每位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都可按月领取约80美元的生活补贴。

　　阿根廷已基本上建成一套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和教育体系。卫生体系分为3个层次，公立医院解决全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医疗问题，医疗费用基本由政府承担；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体系，医保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富裕阶层参加私人医保体系，去私立医院就医。教育方面，阿根廷已经做到小学到大学的公立学校全免费，公立大学入学既不需要考试，也不需要交费。免费、公立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为中下阶层减轻经济压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阿根廷已经被列入第一档——“很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其中预期人均寿命、接受教育程度等多项指标，与南欧一些发达国家相当接近。从这个角度看，阿根廷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许不算遥远。

　　阿根廷经济学家佩雷斯认为，阿根廷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国民教育水平较高，但一些政治和社会矛盾阻碍了国家潜力的发挥。当前最关键的，是调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从长远看，执政者必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点，既要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又能照顾到中下阶层的基本福利，确保社会稳定，探索出一条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道路。

　　对华关系：

　　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

　　阿根廷和中国相距遥远，但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紧密。2013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148.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阿根廷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中国在阿投资创造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克里斯蒂娜总统公开表示，“阿中合作促进了阿根廷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阿根廷钦佩中国的发展，希望借鉴中国成功经验，同中国作全方位合作伙伴”。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杨万明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阿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阿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中阿经济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核电、农业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总金额达150亿美元。此外，双方还签署了总额约110亿美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杨万明表示，下一步双方将抓紧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和访问成果，以务实合作深化两国利益交融，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战略性合作，包括推进基什内尔和塞佩尼克水电站、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等大项目。

　　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阿根廷各党派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是朝野各派和社会各阶层的共识”。阿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的发展为阿根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过上小康生活的人口越多，阿根廷能够参与和分享的机会就越多。”最近一年，阿根廷经济部长基西略夫和计划部长德维多都已经两次访问中国，密集会见中国有关部委和企业负责人，努力推介阿根廷重要投资项目。

　　近年来，中阿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阿根廷民间对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兴趣不断提高。今年3月，阿根廷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全日制中西文双语学校，这也是拉美地区第一所同类学校，成为中阿两国人民间交往的又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