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图①：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出席万隆会议途经缅甸首都仰光时，与缅甸总统巴宇（左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埃及总统纳赛尔（左四）交谈。资料图片

　　 图②：2007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左）、印度外长慕克吉（中）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晤。三国外长确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多极世界的关键，其基础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及国际法等原则。资料图片

　　 图③：2009年1月，张九桓大使在泰国曼谷举办的诗书个展上向泰国公主诗琳通赠送书法作品。张九桓大使提供

　　 图④：2014年6月11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人民日报社协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京举行。陈尚文摄

　　60年前，中、印、缅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意志，是人类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思想的传承和发展；60年间，五项原则在国际舞台展现出东方人的聪明智慧和精神营养。日前，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人民日报社协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纪念研讨会举行，与会的一些外交官讲述了他们亲历的历史事件和对五项原则的看法

　　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都是按照五项原则来办事

　　讲述者：李肇星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外交部前部长

　　1964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同年7月29日，外交部教育司（现干部司）的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向我介绍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外交干部十六字原则，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里说的“掌握政策”，我理解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友好。但由于苏联不能平等对待中国，不尊重中国主权，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逐渐恶化。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更加剧了两国紧张关系。同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抓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机会，在首都机场同他会晤，进行了坦率耐心的谈话，但苏联仍一意孤行。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想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邓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就此举行了他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布会，发布了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那时，我在新闻司外国记者处工作，担任此次发布会的英文翻译。至今我都记得那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当时中苏关系正常化面临三大障碍，即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三大障碍明目张胆地破坏五项原则，分别从北面、西面、南面威胁到我国安全。因此，小平同志指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苏联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两国关系，消除这三个障碍的根本，就是要求苏联遵循五项原则。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解决三大障碍。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这也是我第一次陪同钱外长访问苏联。同行的有苏欧司司长戴秉国、亚洲司副司长张青、俄语翻译宫建伟等。访问一共3天，很紧张。其间，苏方答应逐步消除三大障碍。时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12月2日深夜，钱外长找戴秉国、张青和我在住地院子里踏着厚厚的积雪，边散步边讨论访问成果。大家都认为访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12月4日，我们回到北京。钱外长一下飞机就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肯定这次访问，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已具备。没过多久，我们正式邀请苏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16日上午，小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我当时负责新闻吹风。小平同志总结了中苏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强调双方交恶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两国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终于结束了几十年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质就是做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办事。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五项原则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另一件大事是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印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传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然而，中国和印度因历史、地理等原因，边界从未划定。由于印方坚持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边界线，在军事上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此后，双方撤回了大使，两国友好往来中断。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耐心进行外交谈判。

　　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两国领导人在宴会桌上就边界问题建立磋商机制达成共识。瓦杰帕伊当场指定随行的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担任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希望中方也尽快指定人选。温总理随即让我推荐一位相应人选。我建议由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戴秉国担任中方特别代表。温总理当即让我请示胡锦涛主席。我马上离开宴会桌去给胡主席办公室打电话，很快得到肯定答复。我又打电话找秉国同志，想向他通报一下情况，不巧他出去散步了。我回到宴会厅向温总理报告结果，这事就定了下来，并写入两国总理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第二天，秉国同志见到我问：“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别代表了，事先一点儿不知道，还是从广播中听到的。”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笑了。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曼莫汉·辛格总理邀请访印。双方在正式会谈时同意就两国关系确立新的定位，但联合声明一直谈不下来，分歧主要是在印度“入常”问题上。辛格强调，如联合声明不包含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表述，他很难说服印度人民，在议会和联合政府中会遇到困难。两国总理临时决定，让双方外长出去商量这事怎么办。于是，我和纳特瓦·辛格外长暂时离开会谈厅，很快就商妥了一个表述，内容为：中国和印度一致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应该注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方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重申，愿意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这段话照顾了印度的关切，又与我原则立场一致，实际上是互谅互让的结果。会谈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