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能。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政府自身能力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于2013年11月15-16日在新加坡召开了“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会议”。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与改革、比较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绩效测量与管理、公众参与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合作与治理、公共服务的社会影响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公共服务提供的跨部门合作与网络化

　　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多主体参与的提供方式，因此如何激发公共部门与其他主体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合作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受到关注。

　　美国巴里大学的Odezah指出，围绕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间合作，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派依据民主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成本节约理论，支持跨部门合作；另一派认为部门间合作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并且由于引入私人利益而侵蚀公共利益。他认为，跨部门合作可能产生两个负面影响。首先，跨部门合作模糊了公私边界，有可能侵入国家主权界限并导致国家的“空壳化”。其次，跨部门合作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问责模式，使问责变得间接和复杂。有鉴于此，他认为应在国家主权和公共问责两个方面确保部门间合作不会产生上述问题。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Podger以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养老金和养老护理、医疗卫生和残障人保险等为例，认为需要平衡政府与家庭或个人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责任划分。他指出，包括新公共管理、网络化服务供给和新公共治理等在内的改革议题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责任划分方面存在某些契合点并不断演化。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通过改革更强调效率与公平，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责任更重，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澳大利亚的养老金水平较低并公平分配，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而增加个人与雇主的责任则利于降低代际不平等。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将普惠型公共医疗与补贴型私人医疗结合，能够保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医疗支出，但成本增长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总之，他认为在个人、家庭与政府之间共享责任、共担风险，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原则，尽管不同公共服务领域可能需要不同的比例和措施。

　　韩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郑用德回顾了韩国在过去65年的公共管理改革历程，并对最近两次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公共管理状况进行评估。他指出，韩国发展的历程表明去官僚化和民主化使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期望更高，更愿意参与，使政府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趋稳，政府需要谋求合作和协商，但这些都还缺少制度化的基础。他期望新政府提出的“政府3.0”议程能够真正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并加快公共合作治理。

　　香港城市大学的王小虎对浙江和福建的两个河流生态补偿网络进行调查，利用路径案例研究法，以网络治理的视角来评估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他发现网络管理组织的网络治理策略会影响网络执行力，进而影响政策结果。研究发现，控制、协商与促进等策略的影响有限，对外拓展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动员和系统思考策略的作用最明显。在三种执行力中，财政与管理能力的影响是正向的，而技术能力的影响则是负向的。由此可见，不同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而网络治理手段需要因应发展。

　　香港大学的刘康慧以香港社区服务网络为例，探讨了合作治理系统面临的障碍。她对一个公共住宅区的深度访谈显示，社区服务提供者缺乏社区概念，面临理念和价值冲突，政治紧张导致信任度偏低，客户竞争诱发“占地盘”现象，组织资源与能力错配，这些因素都使社区合作治理难以为继，亟待重构系统以破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