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日本第23届参议院选举已经落下帷幕，其对日本国家战略取向的影响日渐显露。由于东亚地缘政治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战后以来极少见的严峻局面下，深入研判这次参议院选举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政权”预期及其效应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1955年体制”于1993年寿终正寝。在战后这一日本政坛“超稳定”的38年之后，日本政界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重新分化组合的剧烈变动期。而所谓“十年十相”，已在近年的日本政坛“常态化”。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于，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日本都难以形成一以贯之、内外协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这也必然投射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上。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率领该党于2012年年底赢得大选，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其本人也梅开二度，重登首相宝座，今年再下一城，又赢得参议院大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其本人信心大增，以为得到国民普遍认可，遂作打破“十年十相”魔咒、长期执政的打算。另一方面，按照日本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半数的法律规定，今后三年内，将无决定现政权命运的所谓“国政选举”。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没有其他极端政治、社会危机发生，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像上次那样出状况的话，一般认为安倍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一种对安倍政权将长期执政的社会预期，必然会产生种种效应，撮其大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感将得到强化。本来日本内阁（包括安倍本人）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所谓超量化宽松举措背后隐藏的极大风险，是非常担心的，并无胜算的把握和信心，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姑且一试的无奈之举。对于“安倍经济学”重中之重的所谓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新意，并不看好。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参议院选举结果表明，“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还是唤起了日本国民的期待感。正是这种期待感，使安倍赢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政权基础得以巩固，并增大了成为长期政权的可能性。而安倍内阁一旦长期执政，则必然会进一步稳固地推行和展开其经济发展计划，在条件和环境方面，增添了“安倍经济学”成功的要素。所以，这样一种预期，反过来又必然进一步强化日本国民的期待感。

　　这种期待感，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所以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安倍把进一步推行其经济政策视为与自身政权生死攸关的首要课题。在长期政权的预期下，为了把“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变为长效机制，安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进行了相关规划，包括着手制定明年预算时向医疗、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为寻求新的支柱性增长点、第三支箭以及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所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等都已提上日程。虽然安倍把与重建财政密切相关的消费税增税问题留待2013年秋季做决断，但也已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效应进行测算和评估。以上种种，意味着着眼于长期政权预期下的经济发展蓝图已经展开。

　　虽然日本经济问题如山，“安倍经济学”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也没有排除，日本经济能否真正走出长期以来的“通缩”还是个问号，但这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经济学”的进一步展开所产生的助推作用——即由“推高股价”、“日元贬值”等以金融为抓手的第一阶段向推动经济实际增长的第二阶段延伸创造了重要条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增添了“安倍经学”成功的可能性，而对这一可能性，中国需在做出及时、准确之研判的基础上，加以应对。

　　其次，在安全保障领域，安倍本人及其自民党团队出于长期政权的预期，势必有若干重大调整及变化。基于保守理念，一直以来，安倍认为战后自民党立党理念的两大目标只实现了一半，即在经济繁荣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领域，即领导日本真正走出战后方面毋庸说是失败的。其所谓真正走出战后，即以废除外国“强加”给日本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战后宪法为标志，实现日本的真正独立。现在，安倍认为这一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所以，以修宪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首先充分体现在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宝座之时。安倍为此可谓殚精竭虑，终于在短短一年任期内，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国民投票法案”。由于他过度专注于修宪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诉求，在经济上了无建树、乏善可陈，最终不得不以身体不适为由黯然下台。

　　重登首相宝座的安倍以上一任期为镜鉴，把经济作为政权存续的首要课题。但修宪毕竟是其梦寐以求的夙愿，因而安倍也未曾须臾忘之。从这一意义上，此次参议院选举对安倍来说可谓忧喜参半。一方面虽然与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席位超过半数，但公明党在修宪问题上与安倍并不同调。因而，扣除公明党席位的话，即便与赞成修宪的维新会、大家之党等联手，席位还是达不到修宪法定要求的三分之二。为此，安倍积极推动首先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降低修宪门槛。但这样做一是涉及立宪的法理，二是深受战后和平宪法恩惠的广大国民的抵制，其进展并不顺利。但另一方面，此次参议院选举，毕竟巩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的长期执政预期，为其稳固地、分步骤地实现修宪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具体而言，安倍以执政六年为预期，将原来设想的一气呵成调整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可称之为“啄壳战术”，即首先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使和平宪法成为徒具理念形式的空壳；第二步伺机将其啄破、彻底打碎。而时间的节点则控制在六年的任期内，也即安倍要亲手完成修宪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日本彻彻底底地走出战后体制，其本人也因此而能够“名标青史”。其实，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已经加速推进第一个步骤。如在其第一任期内成立的首相个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重新启动，将于今年秋季就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相关法律解释提出报告书，其成果将反映在今年年底制订的新防卫大纲中，进而在明年秋季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时就深化日美同盟发挥作用。与此相关，考虑到在国会就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解释等进行答辩时起重要作用的、被称为“法律的看门人”的内阁法制局长官这一关键岗位时，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后的半个月，即把坚持历代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但与宪法第九条的关系而不能行使”之解释的山本庸幸内阁法制局长官解任，而以对此持积极态度的驻法大使小松一郎取而代之。这种由外务省官僚充任内阁法制局长官的“异例”举措，反映了安倍在修宪问题上“顺昌逆亡”的决绝态度。另外，安倍还将于2014年撤销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标志文官统治而设立的防卫省“运用企划局”，因为这有碍于职业军人（所谓自卫官）的一元化统治，也不符合自民党在“宪法修正草案”中明记的“设置国防军”的目的和要求。

　　以上种种说明，以参议院胜选为基础，安倍政权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抓手，或启动相关组织做法律上的准备，或运用职权铲除修宪的障碍，或蚕食依据和平宪法理念设置的机构等。他正一步一步地实施和切切实实地推进修宪的举措与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