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在经济上，美国没有在亚洲积极推进类似于欧洲一体化的地区主义建设；在安全上，也没有建立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安全框架，而是建立了以华盛顿为中心、以经济和安全高度依赖美国为两大支柱的双边同盟网络——这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地区）。不可否认，这个双边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地区稳定，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个网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从军事层面上来说，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宣布从台湾撤军（尽管还以对台军售的方式延续了部分痕迹），美国同台湾的同盟关系已经结束。上世纪80年代，因为新西兰在核动力舰艇进入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美新同盟关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90年代初，菲律宾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会通过决议不允许美国继续驻军苏比克湾基地，而泰国则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始终拒绝美国在境内部署军队和永久基地。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些美国过去的和现存的亚洲盟友——除了菲律宾以外——其最大贸易伙伴，几乎都已经从美国变成了中国，美国的双边同盟网络的经济支柱也已经松动。

　　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回归亚太”等战略口号，尽管美国一直试图告诉中国这些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阻挠中国的崛起和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但似乎并不那么让人信服。很多美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的“军事前方存在”（海外军事基地和驻军）是美国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和平的必要条件。这个逻辑同样被用在东亚，即：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民族主义、冷战遗产等影响和平的因素太多，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仅有利于维持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

　　问题是这个逻辑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境。一方面，经过两次战争，精疲力竭的美国也不希望在东亚卷入同自身利益没有关系的冲突，但美国为了维持“军事前方存在”，希望盟国分担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责任，这就要求美国对某些国家做出一些表态来换取；另一方面，美国在领土等安全问题上的表态，给一些盟国提供了幻想空间，而这些国家以对美国的期待为基础作出的决策，则让美国经常性地处于被迫卷入冲突的危险。结果，对于美国人来说，“亚太再平衡”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平衡游戏，而各方面的误算、误判更是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没有人怀疑美国的重要性，更没有人希望把美国从亚洲排挤出去，但东亚未来的安全最终需要依靠本地区的和解，而美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如果美国的“再平衡”的着力点在这里，那将会是多赢。（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