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视角，而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较为成功建立稳定的世俗民主制的国家，无疑也会为我们观察当今中东的剧变提供重要的参数。
必须预先声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将伊斯兰教本身视为问题关键，也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土耳其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稳定且值得推广的模式。
“土耳其模式”浅析
关于“土耳其模式”，存在许多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土耳其模式”。
尽管有关“土耳其模式”的说法没有什么定论，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崩溃，中亚地区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大多数是由讲突厥语的民族构成的。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讲突厥语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
可以说，土耳其相对成功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经验，为这些有着相似文化的中亚国家提供了某种可供效法的“模式”。当然，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输出它的“模式”，但是，至今中亚诸国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土耳其化”。
2005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在当年畅谈过“土耳其模式”，即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土耳其是北约中惟一的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国的决策者视为“榜样”，尤其是针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国的参照对象。由此可见，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决定了其将土耳其作为穆斯林国家的未来模范。
那么，“土耳其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土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做较为系统的梳理，而不能只看到土耳其当前的国家政治形态。
首先，“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地形成的，它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经历了近80年。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首先在凯末尔党人的统治下经历了激进的西方化改革(1923年-1945年)，这一改革是在一党制威权主义统治下实现的。从1946年开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阵营，开始向多党制民主过渡。这个过渡过程实际上非常漫长，1961年、1970年和1980年，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
当然，军事政变的发生与民选的文官政府无力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虽然再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政变，但是，军方一直充当了民主秩序的保护和维系者。即令如此，土耳其民选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现动荡和破碎的格局。
直到2002年，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开始建立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近十年来，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日趋成熟和稳定，尤其是在政治上，已经可见一个较为稳定的两党制格局在土耳其的形成。
其次，“土耳其模式”的性质是复杂的，其底蕴在于西方化、世俗化和民主化。对于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的向往，是土耳其这个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和基础;土耳其的民主化又以长期且较为彻底的凯末尔主义世俗化为底色。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首先就是实现政教分离，将伊斯兰教“私人化”，使其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存在，并竭力打压和清除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纽带的角色。这使土耳其的现代大众政党得以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并组织起来。
最后，“土耳其模式”并非完全稳定，其未来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尤其是随着正义与发展党日益巩固其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之后，通过修宪、对军方的污名化以及对反政府人士的打压，又开始展现其伊斯兰主义的基本诉求，这是否会最终改变“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民主本质，还有待于观察。
